【文/ 施展】

美国对越南的关税政策比较友好，中国却要面对美国的高关税，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越南与美国可以被视作一个关税区，而中国处在这个关税区之外。这就相当于越南的制造业在与中国进行竞争时被动地获得了一种关税保护。

这种保护还有个好处，就是越南会被美国的政策进一步刺激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不是像通常的保护贸易那样成为一个追求进口替代的国家。纵观各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奉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奉行出口导向政策的。说得更准确些，虽然追求出口导向未必一定成功，但仅仅追求进口替代有很大概率会失败。

更多奉行出口导向的日本、韩国与更多奉行进口替代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就是现成的历史经验。那么，如果给定足够长的时间，越南在前述的贸易环境下，是否有机会发展成类似日本、韩国那样的经济强国呢？

日、韩路径与澳、加路径

且把越南放一放，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日本、韩国。与英国、美国这种先发国家不一样，日本、韩国都是由后发国家发展而成的富国，但是略加比较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种后发富国又有着较大区别。日本、韩国都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虽然不会阻碍澳大利亚、加拿大成为富裕国家，但它们变富裕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它们要主动把自己的经济嵌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特定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的自主性，进而放弃安全自主性。日本、韩国这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则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性。虽然日本、韩国现在还是嵌在美国的安全秩序之中，但做个极端的假想，如果它们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在安全上自主，它们迅速发展起安全自主性的能力肯定远远好过澳大利亚、加拿大。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抽象地比较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两种类型的优劣，毕竟两种类型都带来了较高水平的国民福利。这两种类型背后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外交策略选择，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民福利分配结构，从而也要求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以便消化不同的社会后果。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要在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中做选择，影响选择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家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

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就可以把前文关于越南的问题换一种问法：目前看来越南是颇有机会发展起来的，但它未来发展所走的更可能是日、韩路径，还是澳、加路径呢？也就是说，越南有愿望、有机会发展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吗？它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会给它的策略选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影响着越南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结构性位置。目前看来，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技术条件不出现实质性跃迁的情况下，越南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原因在于越南面对着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一种结构性困境。

越南胡志明市港口（资料图）

要解释这个答案，我们还是得暂且放下越南，先来看一下日本、韩国是怎么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一个国家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发展出重化工业，否则就发展不出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国家在底层工业基础上就必须依托其他国家。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性的产业，日本、韩国都是先发展出重化工业，才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工业体系的。

但就后发国家来说，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重化工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一种产业在作为创新产业刚刚出现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但是在它出现了几十年之后，随着技术的扩散，效益会跌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是创新经济的一种常态。重化工业是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率先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效益早就落到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对资本本就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另外，就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而言，它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低，[1]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就更不符合它们发展重化工业的市场逻辑了。

但一个国家需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它的国家安全环境不是很好，就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主导来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推动方式通常会造成国民福利受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败坏这个国家的社会。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消化这些问题，否则会把国家卷入糟糕的状况之中，最终要么崩溃，要么被迫经历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

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2]但它们都不是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国家扶持一些大财阀发展重化工业的。之后它们又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变，才修复了财阀制度带来的问题。

先看日本。它在明治维新之后有着强烈的脱亚入欧情结，要把自己发展为和西方一样的强国；在一战之后，它感觉自己并未受到西方世界的平等对待，又生出强烈的整合起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情结。这些都让它在国际安全层面有一种精神紧张，也就亟欲发展起自己强大的工业能力。这种工业能力是现代战争能力的基础。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曾经直接投资一些重化工业企业，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大有问题，遂把这些企业以很低的价格甩卖出去，转而着力培养民间的大财阀。后来，日本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这些财阀不仅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了政府甩卖的国有企业，而且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系列特许经营授权和低息贷款。相应的条件是，财阀要配合政府所做的一系列经济规划，发展政府所需要的产业，并接受政府时不时对其具体运营的直接干预。几大财阀差不多属于一种官督民办的逻辑。

在政府的大力帮助下，财阀都发展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并在一战后开启了日本的第一次重化工业发展。但是，财阀体制严重扭曲了国家内部的资源配置，造成国民福利的大量损失，倚重财阀的政府还会出手压制民间的不满。与财阀深度捆绑的政府，因此成为民间力量眼中的邪恶存在。

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黑龙会[3]，便致力于改造体制，追求用政治手段推动财富向社会中下层的分配。意识到国内资源的不足后，黑龙会又进一步支持军部压制文官政府，以实现日本追求海外资源的目标。军部最终架空了文官政府，与黑龙会达成了民间组织与法西斯政权的合谋。

在开启现代转型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发展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并成为二战的亚洲策源国。二战中，日本为了应对战争，把整个国家改造成战时统制经济。吊诡的是，这种统制经济与对国民经济有巨大操控力的财阀体制有着很好的契合性。日本战时统制经济背后的操盘手，就是从三井财阀走出来的大掌柜。自此，民间组织、军部法西斯政权、财阀体制联起了手。

我们可以从整个过程中看到，财阀体制虽然促成日本实现了工业化，但严重扭曲了日本的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财阀体制与日本政经秩序的深度同构，也败坏着日本社会。所以，在二战之后，美国除了要打掉军部，还要极力把日本的大财阀彻底拆解，消除日本的重化工业能力，从而把日本经济还原为一种依附性的经济。

但是，在三井刚被拆散，其他几个财阀还只被拆散了一部分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重新定位了日本在远东的作用，决定把它发展成冷战的重要堡垒。这样一来，日本就需要保有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完整工业体系。于是，剩余的财阀保住了，只是在日本新宪法的架构下，经受了民主化改革。这是二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发展起来，重建重化工业，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

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发展出了消除财阀负面效应的制度安排。经过民主化改革的财团，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公司组织逻辑，不会造成国民福利的严重损失。而且，这些财团里有跨越各种领域的成员公司，这些公司基于传统渊源，会在市场上相互扶助。再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扶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了日本企业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这些都被日本的财团组织有效利用起来，令日本真正成长为经济大国。

再看韩国。整个朝鲜半岛在近代以来都面临地缘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集中了中国、日本、俄国这几大强国，同时，二战前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也始终在这里保持存在。处在几大强国夹缝中的朝鲜半岛，还有过被直接殖民的历史，天然有一种不安全感。二战后的朝鲜半岛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分裂为两个国家。这让韩国在传统的地缘安全困境之外，还要面对虽然同宗同族但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朝鲜，它的国际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韩国对于自主的工业经济体系有着强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