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伴随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全球不断被美方持续的无底线操作震惊。路透社等媒体5月28日的消息披露，华为发现联邦快递将两个寄给华为亚洲地址的包裹转运至美国，还试图改变另外两个包裹的运输路径，并且没有给出具体解释。

联邦快递公司是全球知名快递企业，事发后，即便是一些持显著亲美立场的公众号，发现要在符合“联邦快递”这个品牌水准的前提下，圆润地提供某种完美解释，无论是将其归为“意外操作”，亦或者是“公司不知情情况下极个别美国情报机构的行为”，都是相当有难度的。

联邦快递的反应也是让人费解的：一开始是全面否认的，后来则是将其归结为极少数的意外，因为毕竟只有四个。但在中美贸易战美方将矛头转向华为的背景下，4个华为包裹突然被“错误投递”，人们完全有理由联想：一次是意外，两次是巧合，那么第三次和第四次算什么？

美国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干净，不过是因为人们的善良不怎么计较而已。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系列文件中，就明确指出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定制接入办公室，在远程行动中心的配合下，对高价值的“硬”目标，就可以采取“物流劫持”的操作：叙利亚电信订购的设备，被国安局行动队从物流中隐秘劫持，拆封，植入后门信标，然后再重新打包发货。一连串行云流水的操作，揭示了超级大国全球拦截行动的肆无忌惮。

当然，常规的执法机构也具有类似的权限，2014年1月27日，某个参与能够浏览暗网实施匿名网络访问的软件Tor开发的程序员在网上发帖，称在亚马逊订购的一个键盘没有按时到货，输入追踪码后显示，这个包裹奇怪地经历了佛吉尼亚州某个区域的免费游历，当然作为一种巧合，联邦调查局总部正好在那个区域，国家安全局总部米德堡也在那附近，地图显示，两者之间就是30分钟的车程。

考虑到此次联邦快递物流劫持发生的背景，是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实施专利、技术、产品乃至服务的全面禁运，同时考虑到仍然处于进行状态中的“孟晚舟案”，美方对华为提出的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出口制裁禁令的指控，再考虑到2018年中兴事件期间，美方出示的证据中明显包含以特殊取证方式获取的中兴公司内部文件，所以，此次事件大致可以有几种解释：

这是一次执法取证行动。美国执法机构要求美国联邦快递公司，配合进行取证。

这是一次情报机构执行的物流劫持行动。美国情报机构采取某种方式影响了联邦快递的物流作业系统，将其希望拦截的目标，转向可以安全实施拦截行动的区域。

这是一次因为诸多与联邦快递公司整体水平不相称的意外而导致的“意外”。一如当年用了旧地图导致“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样，联邦快递犯了所有高水准的美国企业或者机构都一定会犯的低水准的错误，导致一地鸡毛。

从理论上说，根据美国《1978年对外情报监控法》相关规定，比较可能的具体场景之一是，美国执法机构从秘密设置的对外情报监控法庭获取了搜查令，然后向联邦快递发出了“机密”的传票，要求其在不披露收到传票的情况下，配合执法机构的取证行动。

5月28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将华为的包裹转运至美国。为此，华为正在审查与联邦快递的合作关系。图片来源：IC Photo

而这次行动的“诡异”之处，或许在于，相关包裹的轨迹没有进行任何的掩饰，就这么暴露在了各方面前：一种解释，是美方还试图进行某种公开的威慑，以显示自己坚定的意志，并试图威慑所有潜在的目标，迫使其与美方进行合作；另一种解释，是美方根本没有意识到有掩饰的必要，是一贯的粗糙；以及，在某种情况下，联邦快递发现只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软抵抗，毕竟无论用何种方式披露来自美方政府调查取证的要求，都可能导致联邦快递直接违反美国的法律。

从实践上看，在真实的世界中，联邦快递这样的企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必然与国家安全存在密切的联系：网络招聘信息显示，联邦快递设有“高级网络安全分析员”职务，在联邦快递治理结构中，承担公司内部设立的“全球信息安全控制与响应”组织（Global Cybersecurity Command and Response (GCCR) Organization）与众多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情报联络”（intelligence liaison）工作。在联邦快递公司的治理结构中，11名独立董事中有两人具备美国政府情报界工作背景，其中包括曾经出任7年半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职务的John C. Inglis。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套用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分析逻辑，就是那种抓着公司创始人曾经的从军经历不放，把整个华为打成与解放军密切联系，、甚至看做是解放军本体之一的逻辑，联邦快递的这种治理结构以及相应行动，应该能妥妥地直接认定为美国情报机构外围甚至分支机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