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沈逸

树欲静而风不止，应该是当下中美之间微妙关系最为贴切的写照之一。总体看，自2018年1月至9月，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以关税工具的形式，经历了三个波次的主动出击：从对32亿的钢铁和铝制品征税，到对500亿的商品征税，再到对2000亿的商品征税，在不断构成短期心理冲击的同时，也推动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某种实质性的相持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从1月到8月，美国对华商品贸易的赤字不仅没有收窄，而且持续呈现扩大趋势，8月更是创了新的记录，8月美中贸易逆差达到310.5亿美元，高于7月的280.9亿美元，也超过6月的贸易数据，6月是过去7个月中的最高纪录。从2018年年初以来，美中贸易逆差增长了近15%。

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中方表现出的坚定的战略意志，以及对美国贸易限制措施的承受能力，总体看也大大超过了美方鹰派事先的乐观预计。受特朗普执政团队个性因素的影响，以及美国能够利用的时间窗口的限制，持续加码，谋求更大的压力以实现突破，成为了某种具有必然性的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10月国庆长假前后，以签署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为最具指标性的举动，美方发起了一波新的攻势：在这个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谓“毒丸计划”，即协定第32款例外条款的7条规定，成为美方寄予厚望的破局之策。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动解释了“毒丸计划”的内容，就是针对被缔约方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任何对象，如果与缔约方（美，加，墨）中的任意一方，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他两方有权退出现有的协定，缔结一个双边协定，排除这一方。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中国和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就可能被撇在一边。

在不少中国自媒体的解读中，这一毒丸计划将对中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尤其是，如果未来在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欧盟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包含这一条款的话，似乎中国就可能真的被孤立在外，承受空前的压力。

正所谓阳光下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鲜事，这个看上去很惊悚的毒丸计划，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世界的老大，在面临当时的挑战者，也就是美国，的冲击以及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时，也毫不犹豫的放弃过自由贸易原则，构建过一个更加封闭和排他的“帝国特惠制”，后来帝国解体后，改名为“英联邦特惠制”的架构，以平衡美国的冲击。英国在1932年2月9日公布“进口条例”。按照条例，除有特殊规定者外，输入英国的货物一律从价征10%进口税，并另征附加税；在同年 7月召开的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上，本着“己国生产者第一，帝国生产者第二，外国生产者最后”的原则，英国和自治领及自治领之间签订11个双边协定。主要内容有：英国对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给予关税优待；英国限制从帝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农产品，以保证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英国工业品输往自治领和殖民地时相应享受优惠待遇；对来自英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则征收高额关税。帝国特惠制从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保住了帝国市场，抵挡住美、德的压力。1938年，英国出口到帝国内的货物占出口总额40%，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一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自治领的民族经济已得到发展，而且英国已抵挡不住美国对帝国市场的冲击，所以导致帝国特惠制的作用显著减弱。美国通过主导新的全球多边游戏规则，有效对冲并削弱了帝国特惠制的影响，由美国发起并主导的关贸总协定，也就是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就是最典型的体现。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关于不得再扩大特惠幅度的规定，对参加1932年会议的自治领都有约束力；而且在以后的谈判中，英国和自治领间还被迫缩小特惠幅度，同时帝国内新独立的一些国家（自治领）则不给英货特惠待遇。但英国仍想维持此制度，遂于1958年改称“联邦特惠制”。1961年及1967年英国两次申请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谈判中的最大障碍便是联邦特惠制。1971年达成加入欧共体的协议时，英国接受了自1973年 1月1日正式加入时起5年期间作出废除特惠制的条件。1977年底，特惠制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