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今年时值《基本法》通过3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也差不多有23年。为此纪念的各种文章，从各方面对《基本法》的内容及20多年的实施经验进行了一些反思。其中北大饶戈平教授和立法会及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关于是否需要对《基本法》进行修改的一些看法，尤其引起关注。有关《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问题，也因香港近几年政治环境的恶化，成为持续的议题。本文主要就《基本法》前起草委员（草委）李柱铭近日在传媒发表的关于《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和“一国两制”落实情况的言论，作出个人回应。

近年中央反复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均是特区的宪制基础。一些内地法律学者则指出《宪法》是“母法”，而《基本法》只是“子法”，“母法”凌驾于“子法”之上。这些观点和论述应该是想指出，香港也有遵守、尊重国家《宪法》的义务和责任。《基本法》从属于国家《宪法》，是一个清楚及简单的宪制事实。问题在于香港实行的一制，与《宪法》规定的国家的基本制度不一样，应作怎样的理解。

李柱铭提出，他出任草委期间，由始至终都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文件说明《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他又指草委会的职责就是依照《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一所订明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将之具体化、法律化。李柱铭认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内地的“一制”是由《宪法》规定，而香港特区的“一制”则由《基本法》规定。

关于李柱铭所说《宪法》与《基本法》关系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基本法》之所以能在中国的一个地方，订出与国家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制度，是因为《宪法》第31条作出的安排，容许国家这样做，也即《基本法》的渊源是国家的《宪法》。正因为如此，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除了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另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基本法》的一个《决定》，明确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相关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此举是《基本法》与《宪法》关系的充分体现，“符合宪法”是《基本法》得以被确认为有效的基本条件。说没有任何人和文件说明《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

李柱铭作为《基本法》草委，不仅无视上述《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而且在强调香港“一制”上不遗余力，但对“一国两制”的整体理解却严重偏颇。

《基本法》第十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这是就《基本法》所规范的具体内容而言。这方面，《基本法》以除“总则”（共11条）以外的共八章149个条文做了详细的规定。有关规定也已包含了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具体内容则已远超《中英联合声明》。不仅涵盖特区具体制度的法律条文的细化程度如此，有关政治、经济、司法规定的进步程度同样如此，普选的规定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是《中英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的。

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忽略阐明制定《基本法》宗旨的“序言”，其中列明，根据《宪法》，全国人大特制定《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由此可见，制定《基本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国家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这里可引申两个理解：一则，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各项承诺，都完全融入了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中，这一点既已得到保证，《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就已结束了；二则，《基本法》的制定，是中国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行为，目的是保障国家对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而非其他。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中新社发

至此，本文不得不提出以下问题：

1、《基本法》既已巨细无遗地规定了国家对港的特殊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两制”，那么《宪法》作为主权国家的根本大法，除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具体规定的保障“两制”不相符的内容（如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外，其余任何内容的效力如果也完全不能及于香港，则香港是否还是这个单一制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不承认《宪法》的效力，“一国”主权如何体现？空喊几句“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口号就是“一国”原则的全部体现？现在香港一些人公开连这个口号都否定和抛弃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有关香港的任何权力几乎都受到香港部分人的抵触以至挑战，不正是香港部分人无视《宪法》的结果？

2、《基本法》规定的是“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不能忽略“基本”二字。所谓基本政策，是指核心的、构成“两制”区别的方针政策。但国家对港方针政策是否永远只能是这些最“基本”的内容，而再不能有其他呢？是否即使在保障“两制”的前提下，新增任何方针政策都是违反《基本法》呢？

在《基本法》已颁布30年后的今日香港，以上问题十分有必要澄清，而且急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