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圆其说的理论

西方不是不知道他们制度的缺点及造成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制度批判，比我们提出的更深入及透彻。但他们有个较一致的、能自圆其说的论述。简单来说，就是干脆承认他们的制度是个坏制度，但又说它是人类试过所有的政治制度里最好的一个，没有再好的了。西方在17-18世纪走向理性、科学，拥抱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问题上变得如此认命，消极地接受了这么一个政治体系而自我满足，甚至认为再没有一个更好的体系呢？这态度完全违背了西方过去三四百年来的进步精神。

是不是就没有更好的呢？这明显不对。好比选举经费问题，西方很多人明知道不受控的政治选举捐献，不单单使得选举不公平，更导致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骑劫。但美国不仅不处理，更将政治捐献说成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可见不是没有更好的制度，而是这制度的基本元素（这里是“言论自由”），在一定条件下竟成了制度败坏的原因。

论述及理论的基础

要解构以选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或要构建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得从它们的根本构建元素开始。美国学者多对这些问题兴趣不大，认为这些已是得到解决和有共识的问题。但欧洲学者长期对这些问题还是很关注的。

例如对“平等”的看法。很多古典政治学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里的所谓“平等”的价值观，是要令这个体系长远不能运行的原因。原因是以“人人平等”为原则根本无法落实。现实是人人并不平等，可见将来也不会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机会平等是应该的，但干事的时候不能简单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可西方的制度正是建立在“平等”这原则上，这些学者认为长远必然令这个体系不能运行。西方体制现时就面对不少这种问题，如种族平等法律下应如何补偿历史造成的后果，不平等的修正措施是否也违反平等的原则？

多是信仰而非科学

西式民主体制背后的一些理念，多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概念。如“主权在民”、“人民授权”等概念，在实际操作上就走了样。每四五年去投一次票，就体现了人民的主权了吗？投票是个选择的程序，还是个授权的程序？多数决是个理性的决策方式吗？这些都是西方、主要是来自欧洲学者的一些质疑。

美国的学者多不理会这些批评。他们深信自己的一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信仰宗教一样；他们更像传教一样，将这信仰推广到其他国家，让它变成全世界的信仰。作为信仰，它不用有事实根据，宗教就是要求你信，不用讲道理、事实。

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很多基础都是一些信念，但在推销者口中，这些信念就变成“普世价值”、“现代性”，就好像世上再没有更好的了。如果这是信仰、信念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受众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推它为“普世价值”、普世都应该用的制度，就很有问题。例如有些较简单又容易为大家接受的价值观如“自由”，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就会有很不同的解读及应用原则。恐怕大多数接受“自由”为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将言论自由解读为不受限制的选举捐献。

对于西式民主选举政治，不论是直接批评，还是用中国的实例来证明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对迷信“西式民主”的人都不会有很大作用。“信仰”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大家谈“民主”是谈不拢的。

制度不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问题大家通常可以理性地谈，再看看事实是怎么样的，谁对谁错慢慢就清楚了。制度研究也可以用实例、看事实，但因为有信仰的色彩，结果就不像科学问题那样简单。如果你是信佛教的，我是信耶稣教的，大家可以沟通交流，但求共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你信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价值观、信什么的问题要搞清楚。搞清楚才能将这个话语权搞过来。如果不搞过来，你跟着他争辩是肯定不行的，是没有结果的。要击破西方这套话语，就要探讨整个体制，他们的体制，我们的体制，建立在什么地方？

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

作为学者，不能简单说“不要反对民主”。如果西方的这一套“民主”是不行的，你就要反对它。我们不反对民主，我们也提倡协商民主，但要搞清楚我们讲的民主是什么，他们讲的“民主”是什么，不能简单地全部接受西方的一套。面对开放式选举体制可能造成的问题，比如香港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我们在农村基层搞选举出现的情况，应该就事论事，不能逃避，更不能单以一些价值观或信念，来取代对问题的认识和探讨。它是个好事还是坏事，总要按事实有个说法。

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一百年、两百年发展的愿景。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小康社会。这必然涉及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体制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信念是什么？与他人的有什么相同、相似的地方，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又有什么，这都要搞清楚，这是“中国梦”的构建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