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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孔子像立而后废,儒家“花果飘零”了吗?
关键字: 儒学当代儒学儒家孔子孔子像一
西历2011年1月12日,一座高9.5米的孔子石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此地属于天安门广场区域,所以此事极具象征意义。在舆论的一端,这标志着姗姗来迟的拨乱反正;而在舆论的另一端,这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仅仅三个来月后,孔子像又于4月20日被移到国家博物馆西内院北部安放。总的说来,舆论界虽并没有就此大做文章,但仍似乎印证了一个说法:一百多年来儒家“花果飘零”。
回头看去,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区域,在中国文明进入复兴轨道的今日,是可以理解的,而三个来月后之被移走,又是必然的。这就好像一个演说家再高明也会有口误,必得纠正,或者说人人都有意识和下意识,会有不自主的行为,必得抑制那样。无疑,孔子像之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一些晦暗不明的政治信号:从今往后,长期被抹黑的儒家思想将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随着中国崛起,更将遍播寰宇,统领全球?莫非当今中国要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推行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
然而如所周知,当今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什么说,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不清不楚的政治信号。而无论从1905年清庭废除科举算起,还是从1911年清朝覆灭算起,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与政治权力分离,都有一百多年时间了。期间,经过历次革命、战争和改革,中国文明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之前,儒家作为华夏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至清末已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在西方势力和西方话语的入侵下,两者间天撮地合的共生关系才土崩瓦解于一旦。
退一步说,即便某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新型儒学最终能够兴起,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政教分离已成世界大势的当今时代,在天安门区域树孔子像这么一种高调的符号宣示,究竟合不合适?考虑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如此规模超大的国家如此迅速而强势地崛起,以至于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不仅是西方媒体的老生常谈,从孔子学院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也可见一斑),而且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问题便愈发凸显了。应看到,晚清以来中国人习惯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几十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在不断崛起中重新自我定位,逐渐学会并习惯于扮演一个受人尊敬、不使人感到威胁的强者。
可在天安门区域树一座孔子像,如此强力宣示一个经济总量已世界第一的国家的精神象征,究竟会赢得其他文明中人们的尊敬,还是恐惧?如果美国在国会大厦前面、法国在国民议会大厦前面,而英国在威斯敏斯特宫前面树立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会发出什么样的政治信号?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乃至全世界人们会作何感想?更何况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基督教国家,而基督教历来就有立耶稣像(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像)供信徒崇拜的传统;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儒学主导的国家,对于儒家精神和教诲历来是重心传而非形传,在文庙之类场所祭拜的,只是孔子和其他贤哲的牌位而非塑像。
很明显,天安门区域孔子像之立而后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对不明智举动的即时纠正。从宏观历史层面看,这昭示着再次崛起的中国文明——从古到今以儒家价值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的深厚自信。或有人说,儒家是哲学而非宗教,孔子不是神,故在天安门区域树孔子像,就像美国在国会山区域建林肯、杰弗逊纪念堂,立林肯、杰弗逊像一样。问题是,儒家果真只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或许,问出这样的问题,便说明思维已经固化,只能按一种非此即彼的套路来进行认知和判断了。立而后废本身难道不说明,儒家即使不是一种宗教,也具有宗教式的挑动敏感神经、激起情感波澜的能力?
2011年1月12日,孔子像和远处的天安门
二
如果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定义,可以说儒家既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非严格意义的哲学;如果采用一种包容性较强的定义,则可以说儒家即是宗教又是哲学;如果把是否信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作为判定宗教的一个根本条件,则儒家可能显得不那么宗教,至多只能说在西周或更早时代,才算严格意义的宗教;如果把是否有“基于智识手段和自我道德约束的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①]作为判定哲学的一个核心标准,那么儒家从孔子甚至周公时代起,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哲学。
尽管在认识论方面,儒学(以及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或其他精神样式)弱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它完全有自成一体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和价值论,融合了佛道思想之后的宋明理学更达到了精致的程度。事实上,即便采用“基于逻辑推理而非经验方法的对实在、知识或价值的本质、原因或原理的探究”[②]这么严格的“哲学”定义,精英层面的儒学——而非大众层面的祖先崇拜——仍是一种哲学。难道对天、天道、无极、太极、天理、理、性、性理等的终极探究不属于通常所谓哲学?如果以“人们藉以生存的价值体系”[③]作为“哲学”的定义,提倡仁、义、礼、智、信,忠、恕、恭、宽、敏,惠、勇、孝、悌、友等意义上的道德约束和自我修养的儒家,难道不比任何一种西方哲学更像是哲学?
孔子雕像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有一把宝剑
可另一方面,儒家也具有通常所谓宗教的诸多精神要素或特点,“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表现的精神气质使它难以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区分开来,而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圣人更是典型的宗教特征。事实上,在前现代中国,天、地、君、亲、师对于儒家精英和信奉儒家理念的大众来说,都至为神圣。在先秦儒家文献中,作为人格的神“天”(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上帝”)的使用频度虽不如先前,但仍然很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上儒家与国家异常紧密的结合。如所周知,在前现代儒家社会,君主被等同于终极意义上的天,就是说政治共同体的最高领导人被神圣化了。采取这一视角,说历史上儒家所维系的官僚制大帝国是一种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政教合一政体,并无不可。
如此看来,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什么“儒教”概念今天虽不常用,但晚清以来一直都受到论者的青睐甚至激烈捍卫。考虑到儒家不仅从一开始就信奉“上帝”、“神”、“天”,而且一直有祭天地山川、祖宗圣人的传统,甚至在停止举行国家祭仪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中国人仍在祭祖、祭黄帝、祭孔子,似乎就更有理由把它视之为宗教,称之为“儒教”了。从历史上看,儒家在整个东亚世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长达两千年之久,如此优异的表现,或许只有近代以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勉强可比,古希腊罗马称之为“哲学”的精神体系——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等等——和任何一种现代哲学都望尘莫及。
既然如此,就不难明白为何孔子像树于天安门区域后,很快又被移走了。如果这么做真是为弘扬孔子精神乃至中国文化,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立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某处,而若即若离地置于天安门东北角的国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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