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强大的国防

国防本身不是社会文明，古代城池的城墙不是公共生活，却是社会文明生存的保障。“强大的国防”指的是两个要素：拥有大量先进武器，拥有具备较高军事素质和高昂战斗精神的军队。

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手段的作用。政治的终极方式是战争。战争指的是：人类群体间以武装力量毁灭性地打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令对方群体屈服。战争最终决定某类公共生活形态的存亡，比如城邦。

广土众民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有规则的政治；国际政治是政府间的，无政府、无规则的政治。无政府的政治被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支配，也受“安全悖论”左右，即一方的安全必然导致对方的不安全，一方炼成防御的“金钟罩”就能放手攻击对方，成为对方的不安全。中国古人称矛与盾彼此争强为“矛盾”，远较西人更早理解“安全悖论”。

联合国全部近两百个成员间的关系是有“国际规则”的，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履行取决于强大的国家的意愿。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法”之外或之上，因为其本身就是“执法者”。强者的“长臂”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美国海军舰艇常来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以威慑中国而获利。若中国海军有能力去美国东、西、南三面的海岸附近“耀武扬威”，美国海军就不会来了。

为生存安全，为不被欺负和掠夺，强国都争当更强，并与其他国家合纵连横。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安全的国家，因此美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际货币。强大就能从全世界赚到巨额“铸币税”，还赚到为全世界提供“公共品”的好名声。所以，美国人均年收入达6万美元，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4万美元。“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国家是绝对安全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国防军。没有国防的迷你小国是大国的附庸。中小国家拥有国防，一方面是威慑，威胁给侵略者造成“不值得”的损伤，提高侵略的代价门槛；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国需要盟国，需要中小国家分担军事开支。高质量的国防属于广土众民的大国，中、小国家向大国交纳“保护费”，并以外交纵横来尽量少交甚至不交保护费。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武器的先进性和数量。在冷兵器时代，强壮的马匹和先进的刀剑数量决定战争的胜负。在热兵器时代，武器的先进性和较大数量更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武器是由人操作的。如同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也需要武器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士气。在今天的数控武器时代，军事素质以及拼死战斗的高昂战斗士气，依然决定战争的胜负。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最极端手段。战争的至高境界是“全民皆兵”。以战止战，宁死不屈，对手就只能赢得战役而无法赢得战争。秦灭六国的最后一战针对的是楚国残余抵抗势力，异常惨烈。如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核威慑”时代。核威慑的定义是：遭到核攻击的国家依然拥有核报复能力，即“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能与核攻击方同归于尽。换言之，核威慑以“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维持和平。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核威慑就崩溃了。所以，核武器不是能拿来使用的“常规武器”，而是不可使用的“绝对武器”，仅用于“核威慑”。理论上，在常规战争中，核国家越接近战败，就越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导致常规战争升级到同归于尽的核战争。所以，“核国家不打核国家”成为一种潜规则。“核威慑”是理论，从未经实践检验。尽管人类可能付不起这“实践检验”的代价，核大国经常用优势常规武器挑衅另一个核大国而获利，赌的是“绝对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以及对方缺乏同归于尽的决心。所以，与前核威慑时代相同，核大国仍需先进的常规军备。

相对安全的国家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都比较强大。安全也是创造和普及技术的前提条件。政府出资研发的军事技术在总体上领先于民用技术，为民用技术的进步提供重要动力。退役军人有严守纪律的习惯，往往成为公共生活里最守规矩的市民。退役军官意志坚强，惯于思考战略战术，往往成为商业精英。

军事技术可以民用，但昂贵且需不断更新的武器只能用于打仗。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花费大量公帑，维持军人较高的生活水准并安置退役军人也花费大量公帑。所以，国防是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展示场所。精英纷纷贡献于国防事业，社会文明的安全程度就比较高。精英纷纷远离国防事业，蔑视军人，社会文明的生存就岌岌可危。因此，强大的国防是社会文明的保障，是公共生活存在的第二前提。

三、衡量社会先进程度的三大标尺

（一）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

公共生活基于公共财产。城市拥有最密集的公共财产。积累和维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天然强大，维护公共财产却天然困难。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与落后的第一标尺。

第一，何为“公共”财产？前文提到，城市基础设施是“公有财产”。但是，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更衍生出巨量的“共有财产”。大城市里如森林树木般耸立的，经电梯上下的居民楼，是城市最大量、最典型的共有财产。居民购买大楼里的居所，貌似购买了私有不动产，其实仅购买了楼内私享空间的有限使用权。住户们共享楼房结构和墙体里的每根钢筋，共用支撑楼房生命的，需要不断折旧的基础设施，如电力、电梯、给排水、通信网络、内外装饰、地上地下各层的公共空间及其卫生，还共同承担噪音，共担消防责任，共用小区内部的土地、道路、空地、园林。所以，居民楼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业主们的共有财产——不是集体财产。

第二，在少数熟人间侵犯彼此利益比较难，在大量陌生人间就容易得多。被城市密集、先进的基础设施吸引，被不断累积的工作机会吸引，大量彼此陌生的人聚拢于城市，从事各种高中低端工作，在激烈竞争中创造财富。与乡村不同，城市生活需精确盘算物质利益得失，密集的公共财产成为私利侵蚀的主要对象。“理性”致富最明显的“捷径”是在公共财产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牟利。能走歪门邪道致富，合法致富的环境就恶化。若公共财产可随意侵占，“法治”或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句空话。

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吃喝、扔垃圾、高声打电话办公或聊天，方便了自己，却让全车人苦于异味和噪音。占用1平方米公共电梯厅放鞋，谁也不能吃亏，结果全楼所有各层的电梯厅瞬间变臭鞋厅，占公共便宜不再是耻辱。私家车在人行道上侵占价值数百万元的15平方米平层，结果把行人赶下自行车道，把自行车赶下机动车道。在居民楼顶搭建一个违章建筑，私家获利上千万元，结果楼顶防水崩溃，楼下窗子过早变形。因人流集中，商业楼对消防、电梯、电力、给排水、治安等的要求比居民区高得多，所以商业区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比居民区高得多。而今所有先进城市都有商、居严格区分的法律。自汉代，我国大城市就严格区分居住的“里坊”与进行商业活动的“市”，铸造了中华出色的古代社会文明。但是，如今都市居民楼里遍布商号、补习班，规避商业区较高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费用，迫使全体业主均摊其保安成本和消防风险，遑论商户雇员和客户挤占狭窄的居民电梯，搅乱居住区的生活秩序。

越来越多的社区活动，丰富了中老年居民的生活。

第三，与乡村不同，城市人高度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中的不公正遍地都是，导致人人自私、互坑互害、公德不彰，居民们对公共生活的公正丧失信心。

一处公共秩序崩溃，全城公共秩序就陷入危险。一处私家车占用人行道未被制止，到处会发生私家车侵占人行道甚至占用行车道的问题。一户拒交“物业管理费”不受惩罚，继续使用电梯、公电、清洁、保安服务，占缴费者的便宜，全楼很多户都会拒交。一户占据顶楼盖违章建筑未被制止，全市居民楼顶上会遍布违章建筑。若一家公司的“共享单车”被准许免费占据城市人行道赚钱，其他单车公司乃至商铺都有理由侵占人行道。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有古巴比伦城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公布的法典石碑，包含近三百条公共生活规范。此碑大约刻于公元前1776年，距今约3800年了，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甲骨文不到3500年。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城已进入铁器时代，拥有大量公有和村社共有财产。从法典的严苛程度来看，侵犯公共财产是那时的重大社会问题，“任何窃取寺庙或王宫财产的人都将被处死，接受赃物者也一并处死”。直到公元前6世纪灭于波斯帝国，古巴比伦生存了约2500年。

第四，政权的根本职能是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严格捍卫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有效减少公害，社会才有公德，贫富尊卑才能团结，政府才有公信力。每个居民区都严格维护好公共秩序，整个社会就是世界典范。

市民为私家利益侵犯公共利益，互坑互害，会导致人人不满，政权丧失公信力。17世纪英国的洛克声称，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保护私有财产——上帝造人而来的个人“自然权利”。这个既原始又粗糙的理解产生于没有大城市，英国商人与贵族激烈争夺政权的欧洲封建时代晚期。类似的粗糙理解是私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法律不是永动机，立法容易废法难。法律都有漏洞，特别强调和依赖法条，官员就倾向于互相推诿责任，盛行官僚主义。

公共生活的先进性不在于政府提供多少“公益”，而在于能够有效制止“公害”，即制止为私家利益侵蚀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城市管理者经常以增加“公益”标榜政绩，掩饰制止“公害”的无能。无力制止私人侵占公共财产，无力提升居民对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尊重，是落后社会的标志。相反，有效制止私人侵占公共财产，使全体市民谨守公共财产的使用秩序，是先进社会的标志。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迅速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拥护。那不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给市民提供了更多社会公益，而是因为共产党动员和组织群众，迅速消灭了当时困扰市民的公害，如组织群众填平了北京有五百年历史的龙须沟，抑制囤积居奇，铲除了地痞恶霸、赌场妓院、盗窃团伙和诈骗团伙。

就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困难，我国官员常给的理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指基层政府和一线执法人员数量大、素质低。然而，为何发达国家里没有“小鬼”？存在“阎王”是根本原因。若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混乱，官员必定存在大量腐败。若公共财产使用秩序井然，官员也必定普遍廉洁。

第五，社会公德就是尊重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意识。人们羡慕发达国家，不是羡慕那里的少数个人多么富有，其私有财产如何受到严格保护，而是羡慕那里的公共生活，羡慕那里严格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能力，羡慕那里的当权者不敢乱花“公家”一文钱，羡慕那里普遍存在的社会公德。国民不信任政权维护公共财产和社会公正秩序的能力和真诚，政权就缺乏公信力，就会盛行弱肉强食，“按劳分配”就可能变成“按闹分配”。

落后社会指的是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被私人任意侵蚀的社会，是蔑视公共生活规矩的社会。无力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国家，不仅缺乏外部吸引力，更缺乏粘合精英与平民的内聚力，而且无力提供技术和知识创新及普及的环境。在那样的社会，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也会因财产常见的不公正来源而被蔑视。所以，高度尊重公共秩序，严格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性的第一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