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德国的媒体、学术界和民间感情的走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发现德国绿党潜在的价值后，美国精英通过其在德国各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创造有利于绿党获取政治地位的条件。例如，美国资本控制的德国主流报刊《世界报》和《图片报》会极尽恶毒地攻击对俄、对华比较友好的左翼党，抹黑坚持务实和对话路线的默克尔前政府，却对绿党格外开恩。

与绿党早期党员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冷战的立场经历相反，相当数量的绿党少壮派党员都有在美国和英国获得奖学金留学、经商的经历。在一轮又一轮地被美国利用、收买和鼓动中，绿党基本沦为了美国的利益附庸。在一个个关乎德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中，美国的诉求在绿党的主张里得到近乎百分之百的贯彻。

2021年德国大选期间绿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图源：视觉中国

目前绿党对德国外交政策和绿色转型的控制力很强。传统观念认为德国的重大决策是由总理府来主导的。但是在国际议题上，德国的几个关键部门全都由亲美的党团来控制。绿党控制了外交部和经济气候部（部长分别是绿党双党魁Annalena Baerbock和Robert Habeck），而同样高度亲美的自民党控制了财政部（部长为其党魁Christian Lindner，其人在党内地位极高但是跟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历颇多）。

这一架构使得德国政界的亲美势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德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而在绿党政治精英的言行中，人民可以轻易感受到中国高居他们厌恶国家排行榜榜首。

那么如此不务实、甚至国家忠诚都令人高度怀疑的德国绿党究竟是基于何种理念吸引众多德国选民的呢? 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德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美国没有什么好感。很多人非常反感美国在世界各地穷兵黩武，并对美国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实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社会民粹和霸道的一面以更加直接的形式呈现给了欧洲人，使得美国的国家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严重下滑。因此，绿党吸引德国人的地方绝不是他们的亲美立场。

绿党的向心力来源于他们在气候议题上的主张。由于德国媒体、NGO和学术界在德国社会高频地探讨气候变暖，气候问题俨然成了青年群体关注的第一议题。只要在欧洲长期生活的中国人，大概都能感受到这一议题在欧洲社会的巨大分量。

绿党在野期间大肆抨击默克尔执政联盟在国内减排和能源转型方面的举措不到位，还故意安插大量“气候末日”叙事鼓动德国青少年投射对默克尔政府的愤懑。

目前德国民众对绿党在移民和文化问题上过于激进的举措颇有微词，但是气候议题在德国社会中的分量过重，而绿党在此议题上主张大刀阔斧、激进地推广可再生能源和碳市场机制，其力度远超其它政党。因此，绿党在气候议题上的极大优势掩盖他们在其他议题上的争议。

绿党祭出的第二张牌是人权牌。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民众对人权问题极度敏感。很多德国民众生怕被世界人民视作纳粹余孽，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侵犯人权”的传闻都要第一时间站出来表达关切，形成了德国人“宁可错怪对方也不能让自己显得冷血”的一套独特社会心理。（但是，事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议题，德国基于历史包袱需要更多地袒护以色列一方。)

因此人权牌，辅以德国本国媒体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的扭曲叙事，可以有效地对德国民众进行道德绑架从而加入一个个针对“威权政权”的十字军讨伐。整合人权、气候还有自由主义思想，绿党成为了一个典型的以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为意识形态的活跃政治力量。

图为德国外交部长、绿党党魁Annalena Baerbock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论述德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她援引人权活动家Desmond Tutu的话对世界上那些“威权”、“独裁”的政权发出警告：在非正义面前，保持中立就是选择站在压迫者一边。在她口中，与德国安全战略毫不相干的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无故躺枪，成为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做出改变的理由之一。

绿党需要被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年龄结构。德国的传统大党派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倾向。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党员平均年龄已达到60岁以上，而属于绿党和自民党这种年轻亲美政党的党员平均年龄不到50岁：他们思想活跃并且与群众的联系更加积极紧密、与时俱进。

在2021年德国大选中，绝大多数34岁以下年轻人投票给了绿党和自民党。虽然他们投票给上述亲美党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候和经济扶持政策，而非他们的外交政策。但是由于人权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误导性，上述政党对中国的态度很容易诱使德国青年一代对中国产生负面的看法。

图左为2021年德国大选投票者年龄结构。亲美党团FDP自民党和绿党Green对年轻选民吸引力最大。右1992年出生的德国CDU党党员Philipp Amthor，在社交媒体上被各路网红吐槽外形老气横秋，给CDU的选举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德国绿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目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时尚感。除德国外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党派，他们的成员在欧盟机构中也非常活跃。外交上强调大西洋主义、内政上强调气候责任高于现阶段利益，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我虽然不信任大西洋主义者并且在选举中坚定地拒绝他们，但是德国人民已经选择了将国家的未来交给这些人来掌舵，对此我也只能依照宪法的精神给予尊重。

既然他们将德国的国家利益同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我希望他们能够从美国争取到能源和商业机遇来为德国和欧洲人民牟利。

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欧洲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欧洲的经济长期衰退，欧洲的气候行动计划必将难以为继，从而动摇这些绿色气候精英的选举基本盘。面对那样的结果，或许会有更多的人来反思我们真正的利益在哪里，我们真正的道路应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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