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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社会主义怎么管资本、国进还是国退,有几个误区需厘清
最后更新: 2022-12-05 09:40:20顺带说一下,刘教授的文章还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理解为“取得剩余价值的货币”,这在概念上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不能直接占有剩余劳动,只能占有实现为货币的剩余价值,这是对的;但资本不是取得剩余价值的货币,而是取得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只是资本借以存在的外在形式之一,资本还以商品和生产资料等形式存在。
资本是一种运动,即价值增殖的运动过程,在这种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价值独立性(即独立于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料等外在形式),植根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离开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资本就不再是这样一种运动,也就不再是现代意义的资本。
观察者网:前面谈到政府的角色,想请您聊聊近期土地财政的困境问题。因为房地产行业所引发的连环效应,人们开始担忧过去这几十年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既然土地财政出现问题了,那么该怎么改?或者是否有另一种模式取而代之?
孟捷:确实,土地财政背后的母题是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土地财政这个话题说来话长,但可以抓住其中的核心角色就是地方政府,在这个模式中地方政府是亲自下场参与的。
土地财政毫无疑问是有弊端的,在讲弊端之前,先来说说它的优点。土地财政是中国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安排。什么叫储蓄?就是一家用6个钱包买房。但储蓄还要转化为投资,如果不能转换成投资,那么这个事情从根本上讲就是坏事,如果能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说明具备一定积极意义。
所以,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通过土地财政这一整套制度安排,把储蓄转化为投资。那么,地方政府是怎么做的呢?让居民储蓄进入土地市场,政府通过卖地取得具有制度垄断租金性质的土地出让金。在我们国家,土地是国有的,也就是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是国家的,但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取得土地收入。中国的土地产权很有意思,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土地产权比较暧昧,有意模糊化,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国家虽然有土地所有权,但卖地时只有象征性收益,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其实是在地方政府,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的两重属性谋划经济发展。
土地有两种属性,第一种是作为生产的条件,或者说生产要素,比如盖工厂需要地,第二种是作为金融资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促进增长,在当地招商引资,十几年钱我们去西南调研过富士康,地方政府向富士康出让土地的价格非常便宜,而且这个价格是保密的,他们不跟你说的。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市政府之间都想要引进富士康,为了吸引他们过来,各地政府竞相削价,那么底牌到底是多少,互相打探甚至偷窃谈判机密。我们当时调研的地方政府,不仅是廉价、甚至可能负价出让工业用地,后者实际就是变相补贴,这些补贴给了投资者就成了他们的利润,以此鼓励投资。再者,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用工也基本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靠劳动市场。像富士康的招工人数动辄几万、几十万,订单一来,马上就要投入生产,如果靠人力部门在劳动市场招人,商机早就过去了。
这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给你弄好土地,盖好厂房,招好工人,你把机器运过来就能立马运转了。所以,中国固定资本的形成速度很快,增长率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快,原因就是中国有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只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经济的特殊制度安排之一。
地方政府以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价格有一个剪刀差,而且两种土地价格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用地几十年变化不大,商住用地价格被刻意抬高,比如每年挂牌拍卖的土地是有限的、学区房制度等等,通过这些方式把商住用地价格抬高,最终形成了制度垄断租金。我们曾利用美国学者哈维的阶层垄断租金概念讨论了这一问题,将其改称为制度垄断租金。
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土地财政把储蓄转化为土地出让金,另一方面将这一租金用于投资,当然它的投资跟富士康投资不一样,地方政府做的是诸如四通一平、修路、基建等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换句话说地方政府成了租金的战略性使用者,这一点很重要。
在马克思的概念里面,租金属于二次分配,因为它不是原生的收入,是从一家六个钱包出来的,这六个钱包可能是工资也可能是利润。地方政府把租金收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并补贴了企业的投资,为推动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土地财政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土地金融。因为前述制度垄断租金的形成,地方政府可以此做抵押找银行借钱,大家都打赌房价还会涨,这样土地金融就成为政府取得资金的另一来源。
实际上,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到底是一回事,后者是前者的附带现象,但是这种模式最终也不可持续。因为地价太高对全社会是一个负担,这跟19世纪英国的谷物法有点类似,谷物法之下,谷物价格腾贵,工资就要上涨,结果是挤压了利润,工业资本家的利润率下降,所以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跟工人阶级都反对谷物法。中国也是如此,房地产和土地价格一高,所有成本都会上升,最终不仅影响实体经济,酝酿金融危机,而且带来结婚率、生育率下降等社会问题,从供给侧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唯一得利的就是房地产部门和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不能这么做下去了,好事超过一定界限之后就成坏事了。
“房住不炒”,这是国策,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不可动摇。当然,也不能让房地产泡沫立刻破灭,大家都希望理想状态是“自行车慢撒气”。但房住不炒肯定是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仅涉及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问题,且事关全局,也跟共同富裕政策相关。
观察者网:前面您解释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内涵,那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是否会在社会上再次引发“国进民退”的争论?
孟捷:关于规范资本,首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规范资本要注意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比如,要规范房地产市场的资本,但它背后其实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这就是特殊性。再者,规范资本,不光是规范私人资本,还有国有资本。这个问题大家谈论不多,但如果仔细去看总书记的讲话,他提到的五个资本中包括国有资本。
为什么国有资本也要规范?这跟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关联。十八大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也就是在国资委下面成立一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比如,由原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联合重组而成的中国宝武就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前称为国有集团企业。把国有集团企业改造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然后让他们进行资本运作,就是所谓的管资本。以前是管企业或管资产,就是你要管企业的人财物;现在管资本,则意味着你不需要管具体的人财物,你就管价值形态的资本。这实则是借鉴现代金融资本运作规律来搞国有企业改革。
这样做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也有弊端,就是片面专注于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忽略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使用价值目标,它要完成国家规划和战略任务。比如要攻克哪个行业、哪个产业链的卡脖子技术,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使用价值目标。所以,管资本改革,并不是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就万事大吉了,事情没那么简单,国有资产治理结构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学习,要学会如何规范引导国有金融资本,避免半导体大基金这类的消极现象频繁出现。
当前规范引导资本还涉及到目前争议比较大的平台经济,一方面平台涉及反垄断问题,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是战略性基础性部门,如何在这些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平台部门不能完全都是私人资本控制,也许可以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叫有进有退,一般而言,国进国退主要视行业而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认为对于平台企业,国家进一点也是可以的,毕竟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其本身具备基础设施性质的特点。此外,平台数据全归平台管合理吗,这是每个老百姓通过生命活动形成的数据,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再比如,涉及个人隐私,利用规则漏洞剥削消费者等问题,所以立法应该进行进一步完善。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要适当立法规范其利用。
当然,国家也可以退,比如在一些新行业新领域,由于早期不确定性太大,那么国家可以先进场,承担一定职责和风险,等到技术以及整个市场相对成熟一点,国家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退出。像最近合肥的例子,常常被拿来研究,这就挺好。所以,国家有进有退都可以。
观察者网:随着这种技术进步、社会进步之后,有些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形态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职能要求恐怕也会有所改变。
孟捷: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唱歪经的主要是这两类人,一类本身就是国企高管,他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考虑;还有一类是民营企业,担心国有企业跟自己争利,这里面确实有时存在争利之处。国家要注意正确处理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关系,如何使两方更好地共生发展、促进良性竞争。
尤其在技术创新或战略性行业,国企可以发挥作用,但仍需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打击竞争对手。再比如金融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常常扮演资金贩子,因为国有企业容易贷款,但是贷到款了也不用,于是就成立资金公司或理财公司,国企自己当老板放高利贷,像这类乱象也亟需规范。
观察者网:不过,也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国家提出一些长期的政策性目标,与此同时需要出台不同政策、由不同部门落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状况,甚至对市场或行业造成较大动荡,这里面似乎涉及政策稳定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多政策目标之下,短期调控如何协调?有些东西其实放在一起看,似乎是存在矛盾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给市场一定的稳定性?
孟捷:这个问题很难讲,当然应该尽可能避免政策急转弯,但有时候也难以避免。因为一个政策范式的转型可能会伤及一部分人,比如房住不炒,房地产行业肯定会有意见,也一定会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希望减少自己的损失。
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利益集团分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从来就不是单个资本,如果是单个资本就没有资本,资本一定是许多资本且同时相互竞争,所以它们表达出来的声音是多元的。归根到底,还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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