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得大战略和大战略思维的重要，缘于我学习生活了10年的美国。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正是因为战略上的成功。而美国战略上的成功，得益于美国人出色的战略观。美国人的战略观是极为开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大战略思想的空间向一切有识之士开放；第二，将战略目标开诚布公地对外宣布。“遏制战略之父”乔治·肯南当年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提出遏制概念6年后，才于1952年出任驻苏联大使。遏制战略是肯南1946年2月发自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电报，后在1947年7月号《外交事务》上发表。这样一种开放使得真正优秀的大战略思维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被监督、批评和完善。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出色的大战略之道。在这方面，美国人的战略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真正优秀的战略性思维的产生，靠一个领导人的智慧是不行的，靠几个精英的天赋也不行，要靠开放式、多元化的争论和探讨，靠集思广益。这就需要开放言论自由的空间，并且建立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让国家战略成为公民话题。没有这种空间和保障，就不可能产生比别人更加出色的战略思想。或许，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并不多见，但是在开放的话语空间中，战略性的思想建树却会常有。

进一步说，大战略思维既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它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学界。中国古有养士之风，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说。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亦能听取民间有识之士谏言——“精兵简政”这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古代社会尚且问诸乡野，现代社会的大国战略更要依靠公共参与。家国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追求莫过于为民族思考，为国家建言。在今天，应该发扬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鼓励和激发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为国分忧献策。同时，建立社会各界参与战略讨论的接纳机制，将真知灼见及时吸纳并付诸实践。

国家安全战略学者张文木说：“公民国家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终归宿。在这里，民族主义的自决权利已让渡于国家主权，自由主义的人权诉求已让渡于与公民责任不能分割的公民权利。‘公民国家’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为依托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自己的人才真正激励起来，不能把来自民间的智慧充分利用起来，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事。与之相反，开放产生战略性思维的大环境，建立汲取各方真知灼见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制度性保障，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让每一个热血不曾冷却的中国公民为国家的强大承担一份责任，这是我们的国脉得以兴旺的根源。

三

《中国为什么能》顾名思义，主题是“唱响中国”。就像我在书的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个主题？是发自内心，也是应运而生。这本书是我2009年策划的。在这之前，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奥运会的大喜。2008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裹挟着世界经济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国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很快走出了灾难的阴影，于8月成功举办了史上最精彩的奥运会。2009年，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复苏，GDP增长9.2%，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令人不解的是，伴随中国骄人的成绩，国内外却不断传来刺耳的噪音。大地震发生时，国内有人抛出“天谴论”；奥运火炬传递中，在西方“文明”国家遭遇阻挠；金融海啸之下，有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是最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之一，而美国是第一个。

为什么中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却被国内外很多人恶言相向？为什么美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唱衰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标准，还有没有公理？！然而，面对这样的黑白颠倒，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又有谁会为我们发声？更何况，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还在叫嚣“中国崩溃”。所以，2009年在策划这本书时，我就确定了一个主题——中国立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

时机也巧，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学界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我在2009年采访潘维教授作《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2011年采访章百家研究员作《60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与选择》、采访乔良将军作《中国的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个关键词：中国。

2012年夏天，我正在进行采写，为完成这本书积累文章，出版方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来作这本书。这个选题与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很接近，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能？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要说清一个事实：新中国60多年来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立意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确定书名时，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有人说，这个书名很“潮”，很有点儿畅销书的味道。也有人说，这本书正当其时，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其实，我既不是一个“潮人”，也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恪尽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说自己应该说的话，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留学回国14年了，14年来我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件是向中国读者讲述美国，帮助大家客观地认识美国。我写的《亲历美利坚——家庭写真、社会绘本、政治影像》、主编的《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都是这样的书。另一件是在向中国人“讲述”中国的同时，向国外讲述中国。我之所以把《战略高度》和《中国为什么能》推向海外，就是要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表达了什么样的中国思想，传播了什么样的中国声音？

潘维教授说，中国道路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因此，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构建这一理论模式的学者，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张维为教授说，中国崛起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知识界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曹锦清教授说，有一部分人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这是赌国运，赌民族的命运。如果到了这一天，要重新审视二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整个知识结构会不会因中国崛起而变动？完全可能的。

他们这些话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有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力量。这使我深深感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如果说，完成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自信，需要与我们的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