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思考中国能不能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与实践，以便为人类提供一个安身立命、共荣相处的新道路。赵刚把这样的思考模式称之为“中国作为一种理念”。汪晖说：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著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

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汪晖也认为，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来探求世界问题的全局性解决，是应该尝试的。他们能够在太阳花运动中，体认到历史的伟大契机，不能不说是“特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即使在大陆知识界，也很少人具有这种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的自信心日渐回复，所以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越来越肯定中华文化的价值。但是，如何把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危机的解决联系在一起，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探索工作。甚至极为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学者，都不敢轻易的认为：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未来的世界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欧巴马说，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两百年，但是到现在为止，还很少有中国政治家和学者毫不愧色的宣扬：中国将为世界开辟出新道路。当然，中国人比较谦抑，不好大言，但也不能不说，“底气”似乎还有些不足。我们从赵刚和汪晖的文章中，已经看到这种气魄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太阳花运动还是有贡献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嘛！

当然，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两岸思想的先驱。现在两岸的知识分子，许许多多的人还在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且坚持中国必须往这条路上走。刘纪蕙的文章，很清楚的表达了这种理念，她的贡献是，极为尖锐的质疑“中国作为一个理念”（当然这也同时指涉到汪晖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思想价值。为了这个目的，她引述美国、日本的某些中国学者，根本的怀疑是否真有一个“连续性”的中国。按照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国有汉朝，有唐朝（其前身是北魏拓跋政权），有宋朝，有元朝（由蒙古人建立），有明朝，有清朝（满州人建立），这真的是具有同质性的中国吗？而且，她还说：

历代疆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变动，被南北不同族群以战争侵入，或是以战争扩张，每一个朝代更有高度发展的严刑峻法，凌迟、腰斩、车裂、剥皮，动辄上千人的诛九族，也都曾经因为土地集中以及苛税暴政，而发生了数百次的人民起义。这是同一个中国或是同一个帝国吗？

刘纪蕙不仅怀疑是否有“一个”中国，还怀疑这个疆域不断变动、外族不断入侵、严刑峻法不断发展的所谓中国，具有最起码的“文明能力”，怎么能够作为一种理念呢？

刘纪蕙的质疑是非常正常的，一点也不令人惊异，因为这是台湾以及大陆许多知识分子毫无保留的接受西方人的世界史观点的必然结果。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要跟刘纪蕙“抬杠”，我只简要提一下西方历史常被忽略的一些常识，以见西方观点的偏见入人之深。先说到刑罚。西方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异端审判，被处刑者要焚烧至死，这种刑罚即使在同样是一神教信仰的伊斯兰世界也不容易见到（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伊斯兰世界对不信教的人远比基督教宽容多了）。十六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主把其领袖闵采尔用铁链绑死在一棵大树上，然后把旁边的土慢慢加热，让他受尽折磨，烘炙至死，这大概是世界文明史少见的例子吧。另外，中世纪还有所谓贞操带，用铁铐把女人的下体封住，钥匙由男人随身携带，以防女人出轨。即使最强调守贞的中国礼教社会，作梦也想不出这种方法。说到种族灭绝，总不能否认屠杀几百万的犹太人是西方人干的吧。这不是希特勒个人发疯了，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不断的在迫害犹太人的高峰。波兰人那麽痛恨德国人，但他们还是很愿意配合德国人，把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全部送到集中营去。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家族在波兰人数众多，二战后无一人存活下来，这让鲁宾斯坦非常难过，即使他非常想念他的家乡，二战后他还是长期不愿意到波兰去演奏。至于近代西方人在征服世界时，如何屠杀和迫害各地的土著，我们就让非常厌恶中华文明的杉山正明来说吧：

镇压挫败各种美洲原住民们（native American）的社会及文化，尽可能地进行扼杀、磨碎及无限杀戮，进而强迫征服。事实上，在人类史方面，最大的征服应该就是这个时期西欧对于南北美洲大陆的征服行动。这也同时是人类史上最为恶毒、残暴及野蛮的征服行动。这是个直接单纯的严肃事实。无论如何是无法用西欧风格之人道主义来掩饰。包含欧美人在内，我们必须要更直接地正视这个事实。

这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残暴性质最义正辞严的谴责，而且这只是讲到美洲，还不包括澳洲和夏威夷，也不包括非洲黑人的掠卖和奴隶。无论西方人多么善用人道主义来蛊惑人心，近代西方文明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文明，近代西方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对其他土地上的人进行灭绝和残酷奴隶和剥削之上的。想想最近美国对南斯拉夫、对阿富汗、对伊拉克不分军事目标和平民住宅的无限制轰炸，我们对西方人的所谓“人道”就可以“思过半矣”。

再说到战争。日尔曼人冲进罗马帝国境内的早期历史姑且不说，就从十二、三世纪说起。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声称对义大利的土地拥有主权，因此不断的进军义大利，和义大利的城市及教皇长期混战。然后是形成中的英、法两个民族国家进行了百年的战争。法国把英国赶出欧陆后，又和哈布斯堡王室为了义大利的土地发生多次战争（马基维利就是有感于义大利的孱弱，才写作《君王论》的）。接着，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内部分别发生宗教战争。接著，德国的宗教战争引发瑞典和法国介入，著名的三十年战争把德国搞得残破不堪。再接着，法国称霸欧陆，路易十四梦想把法国的领土扩展到“天然国界”，与全欧洲为敌，争战不已，至其死亡而后已。到了十八世纪，新兴强国普鲁士为了抢夺哈布斯堡王室的西利西亚，又把欧洲各国牵扯进战争中。再来就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各国对法国的入侵、法国的再度掘起，以及拿破崙时代不间断的战争。十九世纪号称是欧洲少见的和平的世纪（从1815年滑铁卢之役到1870年普法战争，中间半世纪没有大战，欧洲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和平，可见欧洲和平之不易），但也有义大利统一之战和德国统一之战。当德国成为强国后，欧洲剑拔弩张，终于导致欧洲最全面的、杀伤力最强的内战，就是所谓的一战，其实一战只是欧战，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各国“竞逐富强”的最高峰。一战不能解决英、法和德国之间的霸业，所以又发生二战，把全世界都牵连进去，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其起因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内战5。欧洲战争史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战争史，他们在欧洲的内战中把自己的国家锻造成“军事国家”（这是杉山正明的评语），所以他们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去征服全世界，而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谁也挡不住。说到战争之频繁，中国是远远不如欧洲的。

最后，我们再来检视一下西方文明的联系性与同一性的问题。按我们的常识，近代西方文化传承了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这种讲法太过于简略、而且也非常不精确。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形成了希腊罗马文明。但是，在西元二世纪末罗马帝国陷入长期内战以后，这个文明就逐渐没落了。等到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统一帝国、尊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就变成了罗马基督教文明。我们记得，罗马皇帝朱利安曾经企图恢复希腊罗马文明，但很快就失败，因此他被称为“叛教者”，这就说明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文明力量。等到日耳曼各部落冲进西罗马帝国境内，西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各部落纷纷归皈基督教以后，至少有一千年时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就是基督教文明，不要说希腊文明，连罗马文明几乎也完全被忘记了。我们确实可以质疑，没有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只有基督教而希腊罗马文明消失殆尽的西方中世纪文明，是同一个文明吗？

就在西方完全笼罩在基督教的势力之下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还屹立了一千年之久。拜占庭帝国使用希腊语，继续传承古代的希腊文明，而且，还影响了后来兴起的大食帝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很少人知道，伊斯兰文明不但传承了古希腊文明，同时还传承了古希伯来人文明。大食帝国的全盛时代不但翻译了许多希腊经典、产生了不少诠译希腊文明的大师，而且，他们同时也推崇《新·旧约》。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和大食帝国，古希腊文明有多少能保存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近代的西方很少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好像希腊文明在西方一直绵延不断，这是很少人揭破的历史大谎言。一直要到薄伽丘和佩脱拉克（十四世纪）的时代，古希腊罗马文明才在义大利复兴起来，并逐渐波及全西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存于西方，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所传承的希腊罗马文明，很难说是同一个文明，因为后者已经加入了基督教的因素，而前者丝毫没有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我们不能说，传承拜占庭文明的俄罗斯文明，以及继承大食帝国遗产的伊斯兰文明都不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人。古希腊文明的“后代”有好几个分支，西方人凭什麽说，他们是古希腊文明唯一的继承人？

再从文明的发生地来看，古希腊文明最早是繁荣于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城邦，再传到雅典、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罗马文明的重心是意大利半岛的中部。日耳曼民族灭掉西罗马帝国主导欧洲史以后，西方文明的中心开始往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最后变成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核心区。文明地点从小亚西岸不断的往西移、再往北移。民族从希腊人转到拉丁人，再从拉丁人转到日耳曼人。宗教从希腊罗马的自然性质的多神教变为基督教的一神教。而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始终在黄河流域（后来扩及到长江流域），经济形态始终以农业为主，它的统治者好几次由塞外入侵的游牧民族来担当，但主要民众还是讲各种汉语、写同样汉字的所谓汉族；思想以儒家为主导，兼容道、佛两教（佛教东汉末年传进中国）。如果中华文明不具有连系性和同一性，那么，各方面都比中华文明变动更大的所谓西方文明就更没有资格具有同一性了（甯应斌的文章从理论上对文明的同一性与发展性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分析）。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怀疑，自古希腊到现在，真有所谓一线传承的西方文明吗？这种变动不居的、在近代对外征服全世界时又表现得极为残暴血腥的西方文明，他们真的拥有了普世价值吗？我们中国人，何其不思之甚也。

当然，以上只是对刘纪蕙的问题的粗略回应。“中国派”（我把本书中的其他作者都归为这一派）有责任更加详尽的回答她的疑问。我们必须坦白说，由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理念”应运而生，因此也正在探索与发展中。我们不只是要说服刘纪蕙，而且要说服肯面对历史、肯主动思考的两岸三地（包括香港）的知识分子。本书中收进来的郑鸿生、甯应斌、吕正惠的三篇文章，只是暂时作为刘纪蕙“有一个中国吗”这一问题的暂时的对照，并不是最后的答案。历史时机对我们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立刻就能从口袋裡拿出一个锦囊妙计，那也不可能是答案了。所以，最后我想说，太阳花运动能够逼迫我们写出这些文章，编成这本书，足以证明我们企图回应现实与历史，当然，这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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