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清华北大“状元”之争的新闻，许多人用分数崇拜去批评这种现象可能弄错了方向。大学之所以能够尽己所能去争取学生，而考到高分的学生能够在几所顶尖大学之间做自由的选择，正是近年来改革努力的成果，前段时间的改革就为了摆脱仅凭高考分数按计划录取的模式。分数崇拜不是现行制度所致，而是由于分数决定一切的观念早已深值于考生的内心，也成了许多考生的家长、高中师长信奉的教条。

我们都知道，过去高考横亘在考生与大学之间，学生的目标不是真实、具体、各有千秋的大学，而是由非常抽象的、由分数线粗粗代表的大学。大学也无法招“人”，只能照单全收地录取“分数”。于是，一方面由于改革前长期仅凭高考分数计划录取的模式塑造了大众的思维定势，使得考生和社会舆论至今对状元、分数线如此敏感，对大学教育的实质、不同大学的培养定位、风格特色却又如此陌生。另一方面，改革已经回应社会呼声，走出了双向选择的一步。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发生，但大学的行为方式又不得不依从考生、社会还在用分数线、状元数评价大学的惯性思维。

6月25日，清华北大招生老师争相拉高考广东省省理科前十、广州执信中学叶彤和自己商谈录取问题，甚至连壁咚都用上了（点击可看大图。来源：东方IC）

就制度论制度，如果一种博弈规则允许参与者拥有一定选择自由，必然使最有竞争力的参与者之间展开最激烈的竞争，除非参与者放弃追求最优结果——这显然不符合顶尖大学的精神。

美国的招考制度以其自由选材著称，而事实上在顶尖大学之间同样长期存在着白热化、甚至异化的竞争。举例来说，美国的顶尖大学不争分数线高低，因为他们不存在线上全部录取的规则，但是他们比拼录取率。录取率越低，体现大学越难考，为了取得更低的录取率，花重金全国游说，鼓动录取可能性极小的学生也多多报名的情况并不少见。

美国的顶尖大学不争状元，由于许多考生都能在全国统考中获得满分，不存在状元之说，但是他们会人盯人地争夺学业优秀的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生源，承诺提供五花八门的奖学金和各种优惠条件。这是由于美国政治决定了顶尖大学必须录取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而这个群体中的学业优秀生本来就比较稀少。如果少一个优秀的，就只能多录取一个学业准备不足或能力不佳的学生，那将在后续培养过程中额外投入大量教育资源做补习，还有可能提升中退率，降低口碑，十分划不来。可见，只要是大学和考生之间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选择（或拒绝），大学对优质生源尽显诚意、同类高校间激烈竞争的情况就是举世共通的。

当然，不能说现在的态势不存在问题。顶尖大学使用不太斯文，或许有点夸张的手段争取生源的另一面，意味着能考到极高分数的所谓“状元”却不能为自己的升学前途做出明智又坚定的抉择，而社会舆论则对状元、金钱、 “骂战”（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什么“骂战”）等字眼特别兴奋，对于顶尖大学的争议更是迫不及待。从目前的竞争方式和围观的场面来看，我们都还不够成熟、从容。这很需要媒体明智地设置公共议题，培育更加温厚、持重的舆论环境。

进一步讲，招生本身总是一个紧张算计的议题。更好的招生文化恰恰是当我们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放在大学教育理念、培养质量，让招生回归育人本质之时才能出现的。正如在分数的基础上，大学和学生之间用“善于培养什么人”和“渴望成为什么人”来相互吸引，才是理想的双向匹配。

今年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招考改革，确立了先粗筛，后细筛，也就是在高考分层的基础上大学自主选拔的基本格局后，高考如何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恰如其分的功能，自主招生又如何与之结合，是接下来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

比如在上海的试点中，复旦和上交大均依据高考成绩以1.5：1的比例圈定自主招生的资格。这个比值如果太小，可能使细筛几乎起不到作用。如果比值太大，大学的裁量权过大，可能很难承担选拔成本和公平风险。又如，复旦和上交大均采取高考、自主面试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三项成绩以6：3：1的权重累加的公式，这个权重分配是否最优？依据高考成绩入围之后却还要大比重地依据高考分数，可能过度压缩了大学裁量权。换言之，看似综合的评价体系中高考依旧占据绝对大的权重。再者，当高考不再是唯一的测评工具，大学举办的面试、笔试如何能对基础教育产生更积极健康的引导作用，而不是引发更加异化的商业应试补习热潮？

所有这些试点中的新问题哪怕微小的调整都会直接关系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影响大学的遴选效果。我们期待科学的测量、务实的研究能够适时跟进。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招考实证数据应对社会适度公开，使公共讨论更加有理有据，才有助于确立更加公正、科学、有效的选材体系。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光明日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发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