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移居到了莫斯科，希望能说服俄罗斯政府不要采纳西方的经济理论，而应该学习中国的改革措施。在那一时期，我撰写了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那时候我还没有跟中国有过任何实质性接触。实际上，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那篇文章完全是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写的。

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文中的观点与99%西方经济学家所持观点都是相反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提倡的“休克疗法”将取得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将遭遇失败。我曾就此与俄罗斯副总统、总统经济顾问进行过公开辩论，这篇文章当时还被印发给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每一位议员。但是，最后我失败了，没能说服俄国人采取中国的经济改革措施。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992年之后，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历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1992-1998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39%；在1991-1998年，乌克兰的GDP下降了58%。所以，我那篇文章并非危言耸听、制造恐慌，经济灾难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俄罗斯的实践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这也是对某些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所持观点的实践检验。

我们可以把上述两国与中国做个对比。这幅图体现了从1991年-2016年三国经济规模变化情况。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948%，俄罗斯仅仅增长了21%，而乌克兰则萎缩了34%。中国经济理论相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优越性得到了体现。

俄罗斯社会的萧条状况是极为凄惨的。如果在中国看到这一景况重现将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大噩梦。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听到一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推销他们观点时，如此愤怒的原因。因为我曾亲眼见到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社会做了什么，他们毁掉了自己的社会。有人说我对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攻击太过激烈，因为我很清楚那些观点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2000年，我的一位委托人同时也是我的好友肯·利文斯通当选为伦敦市长，他希望我能帮他制定伦敦的经济发展政策。于是我从莫斯科回到了伦敦，开始为伦敦制定经济政策。从那时起，我终于开始与中国人有了接触。

在伦敦市长会见的中国客人中，我有幸见到两位：王岐山和韩正，他们当时分别是北京和上海的市长。所以我有机会得以见到中国的高级官员，那是我第一次与中国进行官方安排的接触。2005年，我第一次到访中国。研究了中国那么多年，我终于到了这里。

我开始结识一些中国人，比如歌星李宇春，我与她见过两面。在伦敦，我们每年都会庆祝中国新年并举办灯会，我们还会邀请中国名人来参加点灯仪式。我当时是负责伦敦城市推广工作的，所以自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中国有一些事物在西方是非常有名的，比如每个人都知道万里长城、紫禁城。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太古老了。于是我对公关要求，一定要尽力挖掘中国最现代的一面，我们用崭新的中国形象与古老中国形成了一种对冲和调和。在他们提供的清单中，李宇春看起来是现代的中国形象，所以我建议邀请她来参加新年灯会。

而且在另一方面，这个策划还可以呼应国际妇女运动。现代女性不喜欢在男性的话语体系里被定义，她们要主张自己喜欢的事物，她们希望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努力，不希望只做男性要她们做的事情。

在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潮流，比如说在英国，有段时期，一些女性非常迷恋穿军靴，她们不喜欢只是穿着高跟鞋的那种女性形象。选择军靴，是因为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特别的鞋子，这样做只是为了证明“我们能决定自己穿什么”。就我的理解，李宇春并非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形象的，她传递出一种信息，女性应该自己决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而不应受到男性话语的束缚。我认为无论从中国角度还是从国际角度来说，她都是很合适的人选。李宇春去了伦敦，而且表现得非常棒。

在中国的时候，一段经历也使我的心向她敞开了。我和李宇春一起回到中国，与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音乐组合Girls Aloud一起演出。我们到屋顶去拍合影，下楼的时候要乘电梯。当时电梯里人太多了，必须下去一个人。李宇春站在电梯门附近，根本没有犹豫就下去了。她没有那种“我是个大人物，应该让其他人下去”的想法，她只是觉得“我站在电梯门附近，我下去好了”。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个人人格的粉丝，尽管我早就是她的歌迷了。

下面我谈一下关乎中国经济思想正确性的第三个实践检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那一年，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了，而我受邀来中国讲学。2013年，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工作经历。我就中国经济问题写了25年文章，已经对西方话语里的中国经济十分了解。但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了解程度还是要胜于我。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有什么价值呢？首先，我本来的专业是国际经济，而我对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很了解。第二，我是从很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切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涉及到纯经济学理论问题，比如劳动分工、经济系统中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以及其他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出现，不是一国所特有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为中国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做出一些贡献。

在重阳金融研究院，我写了《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一书。我花了三个月撰写书中有关经济的章节，也就是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外的其他部分，一共18万汉字。执行院长王文当时对我说：“写得不错，经济这部分写得很好，我们会一字不改地将其出版。不过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本书里再多得出一些结论，你可以就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再多写一些。还有就你的理解，中国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结果，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4万字花了我一年时间才完成。现在这本书更趋完美了，，但过程十分艰难。我试着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中国人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这要比单纯写经济内容难得多。有时候我一天只能写50个英语单词。后来发现，王文的建议很有价值，一些朋友根本不去读那些有关经济的内容，他们只读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这就是我对王文既爱又恨的原因。爱是因为他向我提出如此有挑战性的建议，使这本书变得更加完美；恨是因为写作过程过于艰难，持续了一整年。人们就是对这种中外之间的互动交流感兴趣，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人们未曾有过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