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29日，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139675，超过中国、意大利，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初期，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试图甩锅，但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3月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中方的经验对我很有启发。我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

世界能从中国疫情阻击战中得到哪些经验；中国自身能在疫情中吸取什么教训；美国目前疫情防控有哪些难点？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目前正在美国的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先生。库恩先生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2018年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刘倩藜、朱敏洁】

观察者网：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您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整体状况有什么评价？有哪些措施令人感触比较深刻或有不同看法？

库恩：我是1月18日从中国回到美国的，也就是大概在公众开始意识到疫情严重性之前的四天。回美国前，中国国内正在积极筹备“两会”，我也参与了一些相关活动，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个疫情。我回到洛杉矶家中，看到对于肺炎疫情新闻报道增多，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事实上这个病毒蔓延至少已有三周之久。

疫情突然爆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央政府迅速响应，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在疫情早期，对人类而言，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种类、传染性、传播方式以及致死率都是未知数；因为尽管每一种冠状病毒比如SARS或MERS都是这一大类别中的一种，但是它们的反应是极其不同的，刚开始爆发时没人知道情况会怎样，所以当时采取“雷霆手段”是说得过去的。

彻底封锁坐拥1100万人口的武汉乃至人口高达5000多万的湖北省，短短10天内建造起1000个床位的专门收治医院，不可不说雷厉风行。我的一位西方朋友开玩笑说——但这并不是一个笑话，如果要在英国建一所1000个床位的医院，可能需要先花上10天时间来筹备一场座谈会，研究讨论是否能在两年内建成这座医院，如果可行那要如何建。搞不好过了两年，这个方案还在推敲阶段。相比之下，不得不说中国的反应速度令人惊叹。

英国卫生部副部长纳丁·多丽丝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英国首相约翰逊随后也中招（图自社交网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有1400人，后来又增派2600人，令人心生佩服。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新冠肺炎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来一窥中国党政系统的动员能力。这些年，我持续关注中国的脱贫扶贫工作，我们之前还拍摄了一部有关中国精准扶贫的纪录片，制作了很多相关主题的电视节目，还写了很多文章。

我们看到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和组织展开协调行动，全力帮助近1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前，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也是依靠这一组织架构开展动员。

两场“战役”有所不同，脱贫是一项长期任务，而新冠病毒是突如其来的，但都显示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无论是处理紧急问题，还是实行重大举措，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源配置协调工作，上下团结一心，决策果断精准，尤其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病毒已经在迅速蔓延，如果再进行讨论“拉锯战”，那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中国这次的疫情防控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稍后可以就此次疫情的其它方面展开讨论，毕竟凡事都有两面性。但就执行力而言，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做到像中国这样。而且我认为，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当人们分析流行病学应对模式时，今天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事情，会成为一千年以后如何快速遏制一种具有潜在致命性病毒的经典案例来分析。

观察者网：虽然目前中国防疫措施有很大收效，但这段时间以来，国内外舆论对政府或卫生系统的防疫措施提出了质疑，尤其认为早期防控不够及时、透明。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库恩：是的，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这些声音都非常显眼。我们需要分析各种各样针对形势的批评，它们是多方面的，也很复杂。首先，我们可以分析海外对中国的批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只要我们剖析人类社会大大小小的治理体系的现实状况，无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体育团体，没有一个体系堪称完美，每个体系都各有利弊。

在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是行之有效的。在疫情防控中，不难看到中国政府授权地方、决心坚定、管控严格。一方面，这个体系自身的部分特点决定了其信息传输机制需要被严格监管。另一方面，如今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数不胜数，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些可靠，有些是蓄意扭曲，还有些则是不知情，无论是公开信息渠道还是私人消息来源，总会有很多谣言产生。

很明显，谣言会造成社会不安，增加焦虑，引发恐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压制信息或者信息要通过上一级部门批准后才能发布，是因为每个人都将社会秩序稳定视为这样做的原因。有时候，这样做会导致你无法把对的信息传递给对的人。比如，中国媒体普遍认为，疫情初期地方一级试图淡化风险从而贻误防控时间，导致疫情迅速蔓延。

但是，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当病毒在中国悄然蔓延时，正值两个重大活动进行期间，这个时间点很尴尬。一是春节，春节是最能带动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节日，尤其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大家都希望春节能更好地释放经济活力。这种时候，官员也不希望因为触发恐慌、抑制消费而被批评问责。二是，一年一度的“两会”筹备工作正在推进。地方“两会”听从该体系中上一级的意见，参会者可能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公开说当时的严重形势。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做了，而事实证明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可能只是普通流感或其他情况，他们担心会因此受到批评。

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讲话中已经提到，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认为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体现。多年来，习主席一直强调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很多人听不明白这些话，还有人甚至认为这些话本身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当他们听到这些时，只知道你不该做，但不知道你不该做的究竟是什么，但他们会不断重复讲这些话，只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要重复谈。

2006年，习近平主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我就听他说过要反对官僚主义。时隔14年，他对我说了同样的事情。他一直担心官员光喊口号不做实事，因为他们有官僚主义机构，但官员必须对人民需要的帮助作出回应。我认为这次疫情响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官员要敢于决策、敢挑担子，维护社会稳定的愿望当然很好，没人愿意社会一团糟，但在当今复杂的世界中，不是所有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立法得到一一解决。总会碰到从未发生过的突发事件，需要迅速作出创新、周全的回应。这次新冠疫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如果等着上面逐一授权后再行动，那就太迟了。

这次中国对疫情的响应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及其中。19个东部省份与湖北各地开展对口支援，除了解放军支援，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抗疫一线。许多厂家开工赶制口罩等防疫物资，极大展现了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

中国19个省份医疗队伍对口驰援湖北各地（图自东方网）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要肯定做得好的地方，也要及时改正出错的环节。毕竟一种全新病毒的爆发是无法预防的，而且病毒会变异，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也可以人传人，其蛋白还可以与人体细胞膜蛋白相结合，因此要提前阻止疫情爆发是不太可能的。人们能做的就是尽早发现疫情，防止进一步扩散最后演变成大流行病。虽然一开始贻误了防控时机，但从1月23日武汉封城等一系列严厉措施开始，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人类历史遏制新疾病传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