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讲，如果在同一个城市群内部，你在A市积累了5年，到B市积累了3年，你在B市落户时，前面的5年是算的，这样一来，至少城市群内部可以逐步推进人口的自由流动。

与此同时，要建立公共服务和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讲到普查就会谈到人口红利的问题，除了教育和延迟退休年龄，其实还有一个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的空间，那就是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可以极大改善给定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微观层面上，就是提高收入和就业机会，人都不傻，不会往钱少或者失业率高的地方走，一定往钱多和失业率低的地方走。宏观层面上，就是劳动力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和人口红利的进一步释放，而且这样有利于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大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出于这些原因，决策层应该下决心，在“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为长期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群提供更快的市民化进程。

第二，地，要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讲，少子化是必然的。我这里做个补充，大家在做生育决策的时候会考虑养育成本，今天你如果多生，不要说多买一套房，至少得多买一间房，假设未来和孩子住在一起要多买一间房，在上海需要多少钱？最起码一两百万一间房。这么大的成本，相较于给他们来点养育补贴、免费奶粉、延长点产假，可以说不在同一个讨论的水平上。

所以今天的大城市，如果要缓解像上海这些地方的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居住成本非常重要。换句话讲，要跳出人口问题来看人口问题，跳出生育问题来看生育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一直呼吁，希望能够让土地的供应和住房的供应，与人口流动的方向相一致。国家层面已经接纳了这样的意见，在土地利用方面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为优势地区提供发展空间。

另外，全国范围内要探索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很紧张，可以调入，有些地方建设用地闲置，指标用不完，可以调出，这样就可以顺应人口流动的方向，适应人对居住的需求，从缓解房价上涨趋势的角度来缓解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资料图来自中新社

第三，要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尽快推行12年义务教育。尽管过去十年我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一年多，但是从全球来看OECD发达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13~14年，相当于比高中毕业还多一点的水平。和他们相比，我们现在相当于比初中毕业生多一点水平。

要改变这个状况就得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管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其中的重点就是“农二代”。因为城市里面的居民、孩子其实大都接受12年教育，所以未来的重点是农村户籍儿童的12年义务教育问题。

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口集聚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相对来讲特大和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入规模更大，但在公共服务方面，特别是子女入学方面，对外来人口还有不甚友好的地方。所谓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提升，实际上就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要“打开城门”，欢迎更多的“农二代”孩子，跟他们的父母一起进到城里。只要父母在所在城市的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符合市民化的进程，连带的这个孩子应该在城市里接受教育。

这样一来，从国家层面可以提升教育水平，延长人口红利；从城市层面，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应，改善社会和谐程度；从我们的二代角度来讲，下一代农村户籍的孩子能够有获取更好的教育，实现人生阶层跃迁的机会。

如果大家认同这一点，也就是说，特大和超大型城市要大大补给教育投入方面的短板，尤其是高中教育。因为尽管我们现在的初中、小学教育没有那么对流动人口友好，但无论如何符合了现在的入学标准，还是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但高中阶段的教育基本不开门，这个状态尤其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农民工家庭的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如果让孩子继续在大城市待着，基本没有上高中的机会，如果回老家上学，我们有很多的访谈证明，这些孩子回到老家后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因为教材不对接，甚至这些小孩可能出生在上海、北京，回到老家连方言都听不懂。由于城市高中阶段教育不对外来人口的孩子开放，就给城市增加教育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关于收缩城市和农村的减量规划。有人口流入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口流出的地方。前面提到千万要抛弃幻想，那么第二个要抛弃的幻想就是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讲，不要幻想加大投入，建建房子，房子卖1000块一平米，改善公共服务，建音乐厅、体育馆、轻轨等等，只要城市宜居程度提高了，大家就回来了。

千万要提醒大家，抛弃幻想，这是不切实际的，不符合全世界和中国今天出现的经济发展规律。如果这个幻想不抛弃，你投入得越多，人口进一步流出，最后会全部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全世界的前车之鉴——底特律，一边人口流出一边加大投入，债务增长，最终走向破产。

对于中国的人口流出地来讲，条件好的地方，比如在大城市周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大城市附近的发展机会和都市圈的发展，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一方面这个地方推进城镇化，同时也可以缓解在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里面的住房短缺问题，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来增加相应的住房供应。

更多的地区因为人口的持续萎缩，就有减量规划的要求。所谓减量规划就是有些一直没有卖出去的房子，就像前面讲的要抛弃幻想，该拆的得拆，有些基础设施，不如拆掉。比如说在一些人口流出地，可以普遍看到建了巨大的广场，但也没人跳广场舞，十车道建好了没车跑，不如变成八车道、六车道甚至四车道，如果不拆，还得进一步投入维护，拆了可以省钱。同时，拆掉闲置的基础设施和建设用地可以腾出来，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用作跨地区交易。今天中国建设用地跨地区交易是有补偿的，可以获得一笔财政收入，这样对于欠发达地区是合算的。

再往下，公共服务要集中供应。一些人口流出地，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出，可能会出现村子里面的人越来越少，那怎么办？如果每个村子只要有人就提供一个学校和养老院，那这个投入太大了，而且质量也不会太好。所以，未来公共服务要向中心城区适当集中，以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

相对而言，农村的土地要深化改革。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趋势，中国现在尝试的是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未来特别是在宅基地问题上，如果我已经决定不回老家，房子空在那里，宅基地对应的住房和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交易、可有收益？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土地改革里，正在成为瓶颈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