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燕舞 魏程琳】

朱莉叶，女，现年70岁，一位执着的上访者。从2004年第一次上访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在乡村场域的语境中，她是一位地道的“神经病人”。

朱莉叶作为“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在村落里至少是成立的，尽管到目前止，仍没有权威渠道确定她的“神经病人”的医学身份。

我们在村落中驻村调查近一月，在她所在的村以及附近两个村，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表示，她是一个“神经病”。以致于我们提出要亲自面对面地与朱莉叶访谈一个上午时，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眼神似乎在问我们，我们居然找一个“神经病人”访谈，我们的“神经”是否也出了问题？

在和朱的一次访谈中，朱对我们说，她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儿子和儿媳们，也都认为她是个“神经病”，幺儿子和幺儿媳还以替她治风湿病为由将她带到神经医院检查，当她得知是检查神经病时，她笑着讥讽幺儿媳，平时不管她，此时却愿意花钱给她看病，才是真的有神经病。

一、报警及与警察纠纷

朱莉叶进入我们的视野，缘起于2013年7月我们到江南某省江洲乡派出所的一次调查。

所长介绍说，朱莉叶是该所近年来唯一一例涉警上访案例。

在当前的上访研究谱系中，大多均属于涉法涉诉部分的研究，对于涉警上访，关注者相对较少。

2012年4月8日，朱莉叶打电话到江洲乡派出所报警，说是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和玉手镯被盗。接电话的是警察小王，朱要求派出所所长亲自下来处理。所长说，他正在外面处理案子，实在脱不开身，问朱莉叶能否缓几天。

这并非朱第一次为家里失窃之事报警，从2004年起她就开始给江洲乡派出所不断报案。

因此，朱此前与所长有过多次照面，但对于所长的话，她无法判断出真假，只好作罢，但要求其他警察必须到场。

警察小王和村治保主任一起到朱莉叶家察看了现场，东头的门确实撬坏了，家里的场景似有失窃的可能。

一个星期后，朱莉叶来到派出所，她找到所长问东西是否找到了以及人抓到了没有。所长解释办案有个过程，并戏言，要不请朱把人抓来。

朱则反唇相讥，如果她能抓到人，她要找警察干什么？

半个月后，朱再次来到派出所询问，并十分气愤。她认为派出所办案拖拉，敷衍她。

没有得到理想结果，她就杵在门口不走。

派出所民警老曹问她又来干什么，她不接腔，装作没听见。

老曹就嘟囔了一句“滚”。

朱听了后非常气愤，并质问老曹凭什么要她滚。

她说，这派出所是共产党盖的，不是老曹私人的，她是到共产党的派出所来办事的，不是到老曹私人家里办事，老曹没有权力叫她滚。

朱的质问很有趣，其背后反映了普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要求党的干部为民办事的理直气壮。显然，即使是乡村场域中所“建构”抑或“真实”的一个“神经病人”，也能够善于运用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说话。

因为朱莉叶此前长时间的上访和不断找派出所报案，老曹与派出所的同事其实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朱的质问，让曹一时竟无言以对，便索性粗鲁起来大吼“你给老子滚，你滚不滚？”朱回应说“我硬是不滚”。

曹的粗鲁同样导因于他对朱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认定。

于是，他的粗鲁加码：“你妈的个X，一个神经病”。

这激怒了朱，她上前与之理论，被曹“推了一下”左肩。

这个在曹眼里的“推了一下”的动作，在朱的说法里是“打了一掌”。

究竟是“推了一下”还是“打了一掌”，定性是很模糊的，而这种模糊的空间为纠纷发生的双方提供了各自的解读理据。

一般来说，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大体上总还是“权利”多少受到侵害所致。但并非所有“权利”遭到侵害就会引起上访，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即使如朱莉叶这样一个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都是“神经病人”的上访者，她之所以发动针对警察的上访，也是在她的“权利”受到警察老曹的“侵害”后，在与整个派出所的互动中发生的。

老曹“推”的时候，所长刚好出来看到，朱莉叶对所长寄予了“厚望”，要求所长证实老曹“打”了她，并要替她“出气”。

让朱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是，所长说没有看到。

在派出所，这一刻，朱近乎“绝望”。于是，她想到了上访。

处理人民“小事”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图为“上访妈妈”唐慧

二、涉警上访

朱首先到县城的法医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花了400元，但没有验出什么伤情。

朱将法医鉴定结果作为证据。先是带着这份“证据”返回派出所，要求派出所赔偿她到县城的路费和鉴定费。

派出所无人搭理她，于是，她找到乡里，先是找书记，书记要她找分管的副乡长，副乡长要她找主管的综治办主任，综治办主任不断跟她说好话，很亲热地姨妈长姨妈短跟她做工作以安抚她。但在朱看来，好话一箩筐，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不过，她觉得综治办主任的“敷衍技术”让她舒服很多。

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朱莉叶开始了上访。

上访的诉求很简单，一共三条：一是，要求老曹赔偿她400元法医鉴定费和往返县城的100元路费；二是，要让有关方面都知道有个叫曹XX的警察打了她；三是，有关方面应该对曹进行教育，以帮她出气。

上访的第一站是县公安局。

第一道阻力便是门卫，将她拦在外面，不让她进。

这让她很恼火，她大声质问，这是你门卫个人的公安局吗？这是人民的公安局，你凭什么不让人民进去？她说，她又没有背炸药，她进去是办事，不是要炸公安局。

朱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她援引的宏大话语，让她进门成功，但上访仍然未果。

此后持续一个月，她天天往县城和市里跑。

她显然没有再计算她每天跑的路费和误工，甚至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身心疲惫的成本。因为，这一成本远高于她要的500元。这也说明，她不纯粹是为了钱。“出气”，似乎是挑拨她“神经”的更为重要的考量，而这种“执拗”，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她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界定，反过来说，“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又更加无助于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的任何真话，在没有铁的证据面前，都很容易被人们当成胡话和笑话。

法医鉴定的结果，让朱莉叶明白一个道理，即她的“维权”仅能从上访这一特殊的行政救济中得到满足，而解决的可能性又取决于她不断地重复上访的坚持程度。

除了县公安局外，朱莉叶陆续到过县信访局，县政府，县检察院，县法院。在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她又上访到了市检察院，市纪委，市信访局，市人大，市公安局。在市一级的上访，其结果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县里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在县里的上访，则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到乡里解决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乡里“无法”解决她的问题，她才会到县里和市里上访。

吊诡的是，导因于维稳的“神经”，县乡两级对此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甚至将朱莉叶纳入“特护期”中的重点包保稳控对象之一。

三、家庭纠纷

应该说，涉警上访的发生，是朱莉叶的访中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朱莉叶说她是个苦命的孤儿。

八个月丧母，十岁丧父，十一岁丧祖母，此后，朱莉叶跟随一个出嫁了的姑妈生活。

或许，童年的缺乏安全感，为其花甲之年后迈向上访之路埋下了种子。

个人安全感的缺乏，有时与对社会安全感的缺乏可能是同步的，寻找一种确定性成为人们克服不安全感的日常生活实践。

朱莉叶在姑妈所在的村子长大，并与该村一民办教师恋爱结婚。刚结婚时，她十分勤劳本分，她丈夫的主要精力是教书，而她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与农活，并生育了三儿一女。

这些后来都构成朱莉叶针对丈夫上访的苦难诉说材料。

步入中年后，村民发现，朱莉叶精神开始间歇性地有问题。

有三个指标，基本反映了朱的不正常状态。一是，在与人争吵后，朱会缠上人家，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直到别人见到她就躲起来；二是，她开始偷东西，而且是喜欢偷小东小西，如村民家里的瓜果，集市上的鱼；三是，生活作风上有不检点的嫌疑。

这三个指标，让朱的丈夫如芒刺在背。夫妻俩因此而陷入冷战与热战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

2003年，朱的丈夫退休，因为早期转成了公办教师，退休后，她丈夫有一笔不少的退休工资，到目前为止，每月约有3000元。

在朱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