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迁笔下的远伐大宛

亚历山大的抱负和汉武帝的骨气在世界历史上相遇，共同开辟了名垂青史的丝绸之路，尽管此路实际开通时，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是罗马帝国– 帕提亚帝国– 中华帝国的三分天下。从这一意义上讲，武帝时代的确堪称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时刻。毕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控制着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全部阿富汗，还有中亚的一片条状地区”，“他们的袭击延伸到了中国汉朝的边界”，“这是中国与其他文明世界之间最初的正式接触。”

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后继续东征，据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走到天下的东极。与此不同，武帝持续西征则是为了华夏共同体的生存安危。

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丝绸之路

应该说，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充满权力欲的东征，单凭骨气硬朗的武帝西征，没可能开辟出这条政治性的丝绸之路，尽管在此之前可能已经有了私人性的丝绸之路。毕竟，武帝西征时，大夏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这个希腊化的政治单位实际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与中亚和南亚（印度）的交通枢纽，尽管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当时正在不断碎片化。

我们不能忘记，亚历山大东征的最初动因同样是一劳永逸地解除泛希腊政治体面临的来自东部陆地没完没了的威胁，与武帝西征的原初动因并无不同。 亚历山大死得太年轻，否则，他的帝国未必会陷入内战状态乃至分崩离析，让罗马人趁机得利。罗马人崛起之后，收拾希腊化的内战状态，并致力于接替希腊人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这个火药桶地带，从而与正在崛起的中华帝国相遇。

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西两端两个新生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这场相遇足以表明，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1861–1947）对世界历史地缘政治大势的描画看似没错，其实不然。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并非欧亚内陆心脏地带游牧集团与边缘地带文明政体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边缘地带各文明政治单位之间的冲突。麦金德提出所谓心脏地带与新月形地带的二元对立这一政治地缘的历史模式，不过旨在为陆上强权与海上强权的对立提供政治史学证明，以守护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所得，这种思维明显只有在航海大发现之后才有可能。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荷兰裔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1893 –1943）以所谓“边缘地带”威胁论取代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威胁论，不外乎把大英帝国的政治地缘视角置换成了当时正在崛起的美帝国的政治地缘视角。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

历史的经验应该让我们记取，从地缘政治学视角看世界历史，必须注意地缘政治变动的历史阶段状况。由此可以理解，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华帝国在周 – 秦 -汉时期经历的古今之变，难免不易把握要津。对比观察世界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十分诱人，却处处充满陷阱。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名家宫崎市定（1901 – 1995）的文笔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脑子忒灵，但他的如下说法显然离谱：

［中国］战国［时期］的领土国家并立，就西洋来说则类似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状况。一度在西洋长期独立活动的都市国家，此时都被吸收到领土国家中，只是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单位才被允许存在。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毕竟是在周天子的“天下”内打斗，秦代周属于改朝换代，而罗马共和体把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域纳入囊中之前，地中海地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宫崎市定还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一说法来自西方的世界史学界的一般看法，却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 今人能够明确看到，自公元前一千年以来至罗马帝国形成的第一个世界历史的普世时段，地缘政治冲突的基本动源确乎来自如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一带）。但这一以帝国更替为基本特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走势，明显是向西移动，而不是同时也向东推移。苜蓿或葡萄之类植物种子的东移，与地缘政治冲突的东移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码子事。

施米特年轻时就已经注意到，地中海即古希腊-罗马文化“成了一条龙”，它盘踞在“位于人类向北迁徙的道路上”：

不过，它也有自己的对应物。东方，还卧着另一条龙。在印度，蜂巢地的这对孪生子的道路发生了分岔，高止山脉的前印度山系为两路迁徙者指明方向。其中第一条朝西北方向走，而第二条则朝东北走，想届时留在中国，“苟且偷生”。直到另一条龙战胜地中海、人类抵达北方，那个向它伸手的兄弟，也要把它拽到北方。

这段文字极为精炼地概括了两千年来世界地缘政治嬗变的历史大轮廓：起初，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两条“龙”，一条在地中海的西方，一条在高止山脉（Gatsberg）以东，即“东方的黄龙”。两条龙因高止山脉的岔路而失之交臂，后来出现了第三条“龙”，人们应该称之为“日耳曼龙”，它“战胜地中海”并取代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这条“龙”。

日耳曼龙会继续“朝东北走，想届时留在中国”，因此，“东方的黄龙”最终会成为“抗衡地中海龙的力量”。施米特待年齿渐长后才看清楚，日耳曼龙又摇身为北美龙，它越过太平洋“朝西北方向走”，不会再遇到高止山脉的岔路。因此，“东方的黄龙”将要面对的搏杀对手不再是“地中海龙”，而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日耳曼变色龙。

由此看来，沃格林的说法更为符合史事：在人类第一个世界历史的普世时刻，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天下”，即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西地中海的荷马式“天下”和远东的中国式“天下”（《天下时代》，页371 –373）。由于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这两个“天下”的地缘政治状态冲突并没有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能说，人类第一个世界历史的普世时刻是同一个“天下”时刻。

如果要说这两个不同的“天下”时刻有什么共同点，那么也许可以说，大型帝国的形成往往是来自帝国边缘甚至边界之外的部落文化移民入侵（migratoryinvasions from tribal cultures beyond the imperial borders）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在中华帝国的成长过程中，即便不断有帝国边缘甚至边界之外的部落入侵，其结果是华夏帝国的赓续，而非帝国更替。日本的东亚古代史名家强调代周而起的秦国原本属于戎狄中的一支， 除了别有用心，我们无法找到别的解释。

《史记》中有《大宛列传》，与《匈奴列传》对观，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列传的笔法明显不同。在《大宛列传》一开始，司马迁就让我们看到，匈奴不仅侵扰农耕生活方式的中华政治体，而且欺负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同样是游牧集团的大月氏（据说属印欧人族）。武帝决定联合受欺压的弱小民族，共同抵御好战善骑却十分凶残的部落集团，派张骞西行寻找大月氏族取得联络。

张骞出西域壁画

当今西方的世界历史地理学家说，“张骞最重要的成就是为中国人‘发现了’中亚”，他的报告“读起来像是精心写作的情报备忘录”，因为报告主要谈及中亚各政治单位的“军事实力”。 情形真的如此吗？张骞的书面报告（如果有的话）并没有流传下来，今人能够看到的最早文献便是司马迁的《大宛列传》——其实也可称为“张骞列传”。

司马迁首先简述张骞的首次西行经历，然后简述大宛：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

看来，大宛属于农耕生活方式的族群。随后，司马迁以大宛为轴心，描述了周边各政治单位的基本情况。

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

司马迁对大夏和安息的描述最详，如今我们得知，安息与大夏都是塞琉古帝国碎片化的结果。张骞对这些“国际政治背景”情况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看到司马迁接下来记叙说：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这哪里“像是精心写作的情报备忘录”？西方的史学家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待这篇报告，才会满脑子中亚各政治单位的“军事实力”。当然，我们应该理解，即便在当时的西方智识人眼里——比如仅比司马迁早约半个世纪的希腊纪事家珀律比俄斯（公元前200 – 前118）眼里，已经见多了历史上的帝国冲突和更迭，难免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人世间各政治单位的地缘政治关系就是你死我活。

我们值得看到，武帝得知西域的地缘政治状况之后，并未像西方帝王或罗马元老院那样，随即发兵夺取，而是赞同以利诱之，借助通商化解“殊俗”，随后就有了张骞的第二次西行。难道我们能说武帝好“多伐”而不“厚德”？我们至多可以说他阳儒阴法，即便如此，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如今的西方史学家会说：接下来不就发生了武帝征伐大宛的事情吗？没错，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司马迁记叙道，汉使者回来告诉武帝：

“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柰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

可以看到，有军事脑筋的是大宛精英，而非我们的汉武帝。若是亚历山大或正在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元老院，恐怕就不会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善马这种互利共赢的事情，而是径直出兵碾平再说。我们也不能说汉使态度不好，毕竟，大宛贵族先自持天然地缘屏障慢辱来使。

汉武帝骨气硬，而且似乎脾气不好倒是真的。他得知这一结果后“大怒”，遂出兵征讨，完全不考虑战线足有12550里之遥，后勤补给怎么跟得上。西方的中国古代史家也不免感叹，就军事力量离帝国首府的距离而言，中华军队这次出征“比罗马军团离罗马城更远，虽然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往要便利得多”。

司马迁对武帝出兵大宛的事情讲述颇详，看得出来，中华军队的这次西征非常艰苦。毕竟，战线太长，而且地形和气候条件极为恶劣。何况，当时国内正遭遇自然灾害，“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可想而知，前方将士苦不堪言：

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原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

这应该看作是司马迁责备武帝的笔法。在结语中司马迁说：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马迁几乎把张骞的西域之行乃至“天子为万里而伐宛”的事情看作是自然地理考察，以印证《禹本纪》或《山海经》中所记是否“为虚妄也”，并未指责武帝“穷兵黩武”。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忌讳”笔法，但在《匈奴列传》的结语中，司马迁为何又不忌讳“刺武帝”呢？

司马迁认为，这事非同小可，必须上升到政治思想高度来看待。在《乐书》中我们读到，司马迁一上来就讲了一番大道理：

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韂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乐书》）

接下来没过多久，司马迁就说到武帝即位后的作为，说他“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多尔雅之文”。看来，武帝崇儒而且注重个人修德是确有其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有追求德性的愿望，不等于他真的能养成节制德性，改掉或克制自己不好的偶然性情。否则，研习儒学的人个个都会是好人，而实际上远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