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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背后,中国的全球化大棋局
关键字: 钓鱼岛美国资本奥巴马全球化谁都知道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钓鱼岛——当然也不只是琉球。
正因为有美国的撑腰,日本至今逃避着对中国和亚洲诸国历史问题的交代,正因有美国的重返亚太,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各种争端,可以说,最近的中日钓鱼岛之争只不过是中菲黄岩岛之争的另外一个演绎。
如果说之前中国对邻国的忍让在于下一盘和平崛起的棋,那么,美国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所做的一切,则显然说明了美国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一盘旨在促使全球资本回流的大棋。
钓鱼岛是美国放在东亚的一枚棋子
要了解这盘棋的走势首先必须从分析攻方的战略目标(也就是了解奥巴马班子的思路和想法)开始。
笔者将奥巴马执政以来出现的美国的新战略结构性调整为“奥巴马主义”,该主义明显区别于过去西部牛仔式的、莽撞的“乔治•布什主义”,其内容主要为以下五点:
一、重振美国制造业,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种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二、保持美元的唯一全球结算货币地位。
三、打击欧元,遏制中国崛起,同时防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为此美国制定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返亚洲战略。
四、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经济协议TPP,力争用TPP取代中国主导的东亚和东南亚贸易区。同时运用各种手段破坏其他各大洲的区域整合和洲际贸易体系。
五、为保持美元的唯一全球结算货币地位,不断在新出现的货币中心的周边地区挑起冲突和战争,破坏新货币中心赖以生存和顺利运作的国际安全环境。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点:现代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的世界,由于资本的全球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因此,能够掌握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方向的国家就是全球化成功的国家——中国正是借助了“资本无祖国”和“全球资本涌入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功实现了历史上最快和最大规模的、面积类似洲际的国家的崛起。
所以,在“奥巴马主义”中,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促使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全球资本回流美国。
早先,美国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便认为,西方可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败阵给中国,这其实是西方学术精英向国家精英发出的警讯,美国也逐渐开始从全球化的支持者蜕变成为全球化的反思者和反对者。其中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无疑也是促使美国反思的重要动力。
中国通过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及上、中、下游产业链条最完备的制造业而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同时,大量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正在加速向中国转移。中国的战略目标正是通过地区贸易的一体化和经济整合来实现区域贸易区的建立,进而过渡到人民币成为全球化货币。
两相比较,美国正极力维持美元的全球结算货币地位,而中国的国家目标恰恰威胁到了美元的全球地位,这正是“奥巴马主义”要竭力防止和阻止的。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进程过于凶猛,中美两国本身的经济已经相互紧密地交织和融合,再通过显性和直接的战争手段来遏制中国崛起显然不合时宜,更不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由此“奥巴马主义”下的美国就必然鼓励并采取隐性和高度隐蔽的手段对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干预。
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我们的战争反映了我们创造财富的形式”,所以,全球化时期的战争既不同于过去民族国家间直接的、大规模消灭对方军事和战争潜力的战争形式,也区别于工业化社会顶峰时期的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对决战。今天的新战争形式将是一种看不见的战争,你以为世界和平,但和平的世界正在风生水起。
假设,若两个超级大国A国和B国都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A国和B国本身也相互投资,具有天量的贸易交换关系,那么A国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打击B国。A国要削弱挑战者B国,其形式就必然通过如在B国周边地区制造不稳定的冲突环境,使国际资本在B国赖以生存的安全环境被弱化等事端,最终引导资本从B国返流回A国。
而过去的战争的战争形势是:A国和B国各自摆开阵势的(例如在斯大林格勒)大决战。
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在全球化时代,战争的目的是高度隐蔽的,战略目标是不能明言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不再是那么一目了然,战争的企图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和隐蔽性。
因此,再回过头来分析“奥巴马主义”,我们就对今天东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以及领海的争端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包括美国的真实意图:
一、制造地区冲突降低中国投资环境形象。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两国之间必须避免直接冲突。但通过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持续的国际冲突、营造动荡的紧张局势,乃至一定程度的局部战争,可以被用来证明中国并不是安全的投资对象。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能够引导制造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步离开中国,回流到美国。
二、以挑拨东亚诸国之间的关系破坏东盟自贸区,掌控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东盟是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国家辛辛苦苦谈了十年才得来的经济一体化体系,如果东盟解散,已经形成的中日韩货币互换体系也将一举翻转。
三、阻挡人民币全球化的进程。货币全球化的基本条件是货币核心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安定,如果一个国家不稳定,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及其流通都会收受到影响。这个已有先例,在欧元升值的时期,美国发动或主导的两场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促使国际资本大量从欧元区流出,大规模回流到美国。
通过对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种种发难与指责,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地位,这种威胁渗透在各种高端或低端的制造业,更直接反映在国际资本的流向上。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互相渗透到一定程度,如何切实遏制中国但又不至于对自己影响太大,这是美国面临的难题,而这一次,钓鱼岛给了美国打击中国的契机。
中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确面临两难的境地,与日本展开正面冲突就不可能不恶化东亚的安全环境和战略态势,但如果不坚决应对,日本右翼就会得寸进尺,坐实了对钓鱼岛的最终实际控制,不仅让中国失去了战略出海口,同样也恶化了中国的生存和投资安全环境,同时国内民意也绝不会答应。这就是“奥巴马主义”给中国崛起带来的难题和困境。
钓鱼岛危机的确牵涉到中国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的全面布局。中国必须要证明,在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要敢于亮剑,坚决反击,否则,当一个国家在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都仍然隐忍不发,又如何说服世界其未来的货币是一个安全的世界货币?如何说明中国能够捍卫国际资本生产和投资的安全环境,能够保卫自己的全球货币——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卫钓鱼岛就是在保卫人民币崛起的大局。
同时,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大棋盘上,中国要尽量快速恢复东亚的安全自由环境,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时时处于战略被动的地位。中国必须在以坚强的决心处理钓鱼岛危机的同时,证明自己的能力能使因钓鱼岛引发的局部冲突不会影响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整合的大局,即使排除了日本,中国依然能够主导亚洲20亿人的经济统一和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韩国,朝鲜加东盟十国)。
中国必须区别对待日本的资本和日本政府,更需区别对待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和日本本土的企业,而不是仅仅将矛头对准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其实,在中国的日资企业,雇佣的是中国工人,向中国政府纳税,有的甚至还将其研发中心迁移到中国,在产业上、中、下游和零组件的布局中,中国怎么能完全排除日本这一世界经济中重要的力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导引日本国内的资本进一步流向中国,在中国创造安全、稳定、不受政治局势影响的、有长远稳定预期的投资环境,最终实现日本国内产业和研发的空心化。中国的公众舆论如果持续对日资采取抑制的态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由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和华尔街来收割日本的制造业和完备的工业技术产业链条,从而达到“奥巴马”主义增强美国、削弱中国的目的。
刘涛(点击进入刘涛专栏),博士,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讲师,以欧洲和中国的社会保障,国际战略,社会学理论为主要研究领域,专注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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