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一、前言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的第二十五周年，也是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四十周年。

对此，有人说这象征着中央承诺的“五十年不变”走到一半，也有人比喻今年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开始。

由于《基本法》第五条订明“五十年不变”，不少人惯常地把“五十年”看得很重，甚至视为一个“大限”。然而，据港澳办前副主任李后和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黄文放的回忆，在制定十二条对港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中央一直认为对港政策是“长期不变”，但为了更让港人和投资者放心，才提出一个年期（先有人提出“三十年”，但大家觉得三十年太短，于是提出“五十年”）。[1] [2]

邓小平也指出：“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3]

邓小平强调“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4]，意味着“五十年”在中央眼中从来只是概数而非确数，说今年象征着“‘五十年不变’走到一半”并不准确，我们不应经常强调50年，凡事都以50年为一个时段来计算，或甚以50年来划分“一国两制”的上下半场。

1990年2月，邓小平与江泽民等同志会见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图片来源：新华社

而且过分强调“五十年不变”是承诺，反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央对“一国两制”不是抱着积极发展的态度，维持“一国两制”仅仅旨在信守承诺，或认为50年后既然无承诺要守，中央便可马上改变“一国两制”。

邓小平曾说，“一国两制”会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5]

今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即实践了四分一世纪，的确是个适当时机对“一国两制”的实践作个小结，回顾“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探讨“一国两制”的得失。

过去一直有不少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讨论，站在“成败”两极的双方争论不断，却往往尤如“鸡同鸭讲”。因此，笔者希望此文可以厘清坊间对“一国两制”的一些误解和迷思。

二、判断“一国两制”实践成功与否的两个客观标准

经历“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后，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不少人扬言“一国两制”实践已经失败。当有人说“一国两制”实践成功时，总会惹来不少质疑和批评。况且，中央出手制订《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后，特区政府官员也多番强调“‘一国两制’重回正轨”，仿佛在批评过去“一国两制”脱了轨、失败了。

事实上，判断“一国两制”实践成功与否，不能单靠主观感觉，也不是口讲说它行就行、说它不行就不行，而是有客观标准，如邓小平所言：“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6]

在我看来，判断“一国两制”实践成功与否，有两个客观标准：

第一，“一国两制”能否实践？

第二，“一国两制”能否实现原来的目的？

第一个标准：“一国两制”能否实践？这是基本标准。假如“一国两制”只是个不能实践的构想，一切便无从谈起，而且是要能够长期实践，不是到了五、十年后就行不通。

由于“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而且在“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被视作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的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因此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也受到国内外不少质疑，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不可能的事。即使短期内能够勉强维持，长期也一定失败。

事实上，任何对于“一国两制”的讨论，都必须回到“一国两制”本身。但回归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搞不清楚“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特别是“两制”，不少人经常错误地理解为单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后视中央一切干预为破坏“一国两制”。

事实上，“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虽同为中央对港的特殊方针政策，但三者并非同一层次。“一国两制”是本、是总方针，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政策，如港澳办前主任鲁平所强调：“为使‘一国两制’方针付诸实践，必须采取让香港人管理香港和允许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政策。为了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熟悉资本主义运作的香港人来管理自己。”[7]

据黄文放所言，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依据是，“一国两制”要维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但中央考虑到内地官员一来不熟悉香港的情况，也不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二来对资本主义普遍存在负面看法，所以认为从内地派人去管香港一定管不好，加上当时中央充分相信港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而且由港人自己去管理香港更能让港人安心，才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8]

更常见的误解，是把“两制”有差异，理解为“两制”只讲差异，必须维持一切既有的差异，然后衍生出各种奇怪的说法，例如认为多了港人说普通话、写简体字，便是破坏“两制”，变成“一国1.5制”。

又例如，早前因料有暴雨，澳门和珠海宣布翌日停课，而香港没有跟随同样做法，有人称赞此举捍卫了“两制”，扬言如果香港也停课，就等如“两制”被破坏。

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9]换句话说，“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基于这个标准，“一国两制”实践成功与否，要看两方面：

1.“一国”是否出现根本变化，即中国对港主权发生变化，无法对港行使主权，甚至形成名义上或实际上的独立政治实体等；

2.“两制”是否出现根本变化，即变成“一国一制”，香港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或国家的主体改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97年中国对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从事实来看，回归二十多年以来，“一国”没有改变，国家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仍然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而且，回归至今，“两制”也没有改变，香港仍然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运作良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并成功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没有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国家的主体仍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改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标准下，“一国两制”实践是成功的，是科学且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