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出席研讨会，并就《基本法》、“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课题发表主题演讲。这次讲话“干货”满满，信息量巨大。

张晓明表示，这次演讲他斗胆讲了许多直言不讳的话，现在已经到了“‘打开窗户说亮话’、一语道破的时候了”。“只有把香港问题的本质点破、说透，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根治的办法。”

香港，一个经常西方被诅咒的城市

张晓明表示，他注意到这段时间香港社会对港区国安法“决定”的各种反应，反对者声称“香港已没有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一国一制’已经来临”。事实上，除了香港反对派，一些西方政客、媒体也在国际舆论场上不断哀嚎，表示“‘一国两制’已死”、“香港已死”。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题为“香港的终结”（The End of Hong Kong）的文章，末代港督彭定康也发表了《香港的孤独之死》（The Lonesome Death of Hong Kong）。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声称指香港的“高度自治”已死。在美国各地爆发严重骚乱、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29日举行记者会，就“港区国安法”制裁中国发表演说。特朗普在演说中指责香港已由“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变相宣布“一国两制”已死。

我们不难听到“香港XX已死”，不论是香港的乐坛、电影、足球、司法，以至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及香港本身，都经常被人宣布死亡。 1993年，Robert Cottrell出版了名为“香港终结”（The End of Hong Kong）的书。1995年夏，《财富》杂志封面就以“香港之死”为题，认为香港回归后会变得更差（虽然2007年它改口说香港还未死）。

此后每次香港出现大事，西方媒体就会宣布香港死亡，不论是2003年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还是高铁站的“一地两检”争议。2016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专题报导，题为“一个时代正在香港终结”（An Era in Hong Kong is Ending）。难怪，有人笑言，香港是个不断被西方诅咒的城市。

“和平演变”的幻想

笔者认为，张晓明这次讲话最突出之处，在于将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定性为政治问题，直接戳破香港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阳谋”：“他们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一个反华反共的桥头堡，变成外部势力一枚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搞乱香港，在香港夺权变天，而且要推翻国家政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让香港成为嵌进中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吗？不是有人誓言要“为美国而战”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底发表的声明不是还透露说“美国一度希望自由和繁荣的香港能够为威权中国提供榜样”吗？所以，我上面讲的判断并不是我们的臆测，而是他们真实的妄想。”

张晓明指出，“这是影响‘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和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乱象和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由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的”。

当然，中央一直清楚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早已提醒：“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要提防有人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

修例风波期间，习近平主席在9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多次强调“斗争”，并点出了“港澳台工作”是重大斗争的领域之一，而且越来越复杂。10月，港澳办发言人杨光更直言修例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不过，由中央官员公开地、直接把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利用香港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完完整整地揭露出来，是过往比较少见的。

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西方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如何支配她。在1949年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主张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重新起来，再显身手。不过，真正将“和平演变”作为一种战略提出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于1953年1月15日在国会的证词中，明确指出要用“非战争的方法”即用“和平的手段取胜”，主张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进性的变化”，不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等各种渗透。

根据学者叶霖的资料，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成立逼使美国将原本设在内地的情报机构转移到香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便成为了间谍活动的掩护中心。领事馆工作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并设有完整的华府各部门的代表办事处。六十年代，香港作为美国情报监听站和收集中心的作用大大增加。

另外，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香港成为美国试图影响内地的宣传基地，以及与在内地活动的反共势力的联络点，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所谓第三势力提供物资援助。

因此，西方阵营一开始就以“和平演变”战略去看“一国两制”。学者刘兆佳指出，西方阵营支持“一国两制”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香港在回归后能够发挥影响，促使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令中国步上西方发展模式，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从而彻底消除中国对西方的长远威胁。即使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存在始终是帝国主义心里的一根刺，更何况当时中国展现出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

基于种种考虑，回归后23年，《基本法》只是规定了港府应自行为国家安全立法的责任，而没有直接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律，那些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原有本地法律（例如《刑事罪行条例》的叛逆、煽惑叛变、煽惑离叛、煽动意图等罪行）也几乎没有被动用过。

因此，香港仍旧是情报中心，甚至被戏称为“国际间谍天堂”。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依旧维持那异常多的工作人员及庞大的组织架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与香港反对派相勾结，长期打着擦边球，以“反共不反中”的名义，组织及煽动乱港活动。

此外，西方反华势力还在香港组织颠覆内地的活动。根据大公报报导，NDI扎根香港中文大学的港美中心（Hong Kong-Amercia Center），曾在港举办内地妇女培训营，鼓动内地学员学习中东地区的妇女推翻政权。

另外，早前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番禺打工族字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根据新华社报导，从2010年起，香港一家劳工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活动经费”，并负责发放曾飞洋的工资。相对应的，曾飞洋需要每月向其提交财务报表，并定期做出工作报告。由此可见，有些香港组织正不断向内地的颠覆活动提供资金。当然，这些事例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中国的发展明显令西方阵营非常失望，他们无法驱使中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无法令中国变成由帝国主义控制的附庸国家。沈逸先生的文章，就从美国政府早前发表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路径”的阶段性工作报告中，发现美国已正式承认在中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