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笔者发现，疫情爆发后有些内地媒体及香港的反对派纷纷引用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卡缪的名著《鼠疫》，差别在于前者利用主人公无私对抗疫情的故事来激励人心，而后者则将内地政府比喻为“瘟疫”，然后呼吁香港人要起来对抗这种“极权式‘瘟疫’”。

卡缪在《鼠疫》里面的确有将政权比喻成“瘟疫”，但他所谴责的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而这种法西斯主义“疫症”不是早于七个月前已经在香港爆发了吗？

让我们回想一下，自六月以来，有多少内地旅客及“港漂”无故被黑衣暴徒出言侮辱、面部被用喷漆喷黑、用水淋湿全身，甚至被袭击至头破血流？有多少内地企业被打砸抢烧？还有国旗被焚毁、国徽被涂污、中联办门外被喷上“支那”等辱华字句。

即使是香港居民，如果与黑衣暴徒意见相反，就有可能被标签成“中国人”，然后被侮辱、被围殴，甚至被火烧全身至重伤。

还有反对派吹捧的“黄色经济圈”，其始祖不就是纳粹党吗？这不就是卡缪谴责的极端排外的法西斯主义吗？

数据源：twitter，注：此图片为1930年代德国，当时一所犹太店铺不单被纳粹分子涂鸦，还被贴上印着“保卫家园，切勿光顾犹太人！”的标语。

这些由香港反对派塑造而成、好比当年纳粹宣传的“犹太瘟疫”的“中国瘟疫”，不是老早就在香港出现了吗？

“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经过半年以来的动荡，香港当中不少人逐渐习惯了这些暴行，甚至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或者觉得所有问题都在特区政府及警察身上，暴徒只是“被逼反抗的孩子”。实际上，真正了解暴乱目标的支持者只属少数，但更多的只是受煽情的画面及报道所影响。这种人就像卡缪在《鼠疫》中所指的一样：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

人心的“瘟疫”更可怕

当然，笔者的这些个人观察，肯定不代表整个香港都是如此。正如上面笔者提到的医护人员，香港大多数医护人员肯定仍然是真诚服务的，他们在面对疫情毫不畏惧，绝对值得我们致敬。笔者认识很多香港人，他们真心为受感染及牺牲的内地同胞感到悲痛，亦真诚希望能够与内地同胞携手战胜疫症。

笔者无意妖魔化香港人，也并非想“一竹杆打一船人”，只是希望将事实反映出来：在香港相当一部分人中，的确充斥着很强烈的“仇中”意识，并且逐渐发展成一种极端排外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上的“瘟疫”没有因风波退潮而消失，它依然在香港游走。自半年前“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这种“瘟疫”就深深影响着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即使多么荒谬的谣言也会信、多么难听的说话也敢说。这种“瘟疫”就像卡缪书里的“瘟疫”一样，它不单“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甚至带走了爱，将他们变成只懂仇恨的行尸走肉。

这种思想上的“瘟疫”比真正的瘟疫远远恐怖得多，它无药可治，我们难以把它从世界上根除，而且它善于麻痹我们，让我们逐渐适应了它，对它的萌芽、成长及扩散漠不关心，往往到了大规模爆发我们才慌忙应对，结果每次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才能勉强把它抑制下来。更棘手的是，即使我们成功把这种“瘟疫”抑制下来，过后我们便会故态复萌，渐渐忘记了它对我们的威胁，结果它就躲在市民心中，等待适当时机再次爆发，就如卡缪所言：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但是，现实不容许我们绝望，更不容许我们习惯绝望。无论局势有多严峻，笔者对香港，以至整个中国的前景都充满希望，我们必定能够战胜各种“瘟疫”，因为看到无数在前线无私奉献、在后勤默默付出，甚至自愿进入疫区与疫症作斗争的医护人员，我们就明白：

“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加缪《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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