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今天想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把我们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报告》的主要想法，简单跟各位汇报一下。

这个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标题指出的——防过冷是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基础性任务。其中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新提法，不是宏观经济调控；另外，防过冷还是基础性任务，意思是恐怕相当长的时间都要防过冷。

过去几年乃至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都是偏冷的。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年，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改革的精髓，或者主要工作就是简政放权。这使得过去很长时间之内，经济过热成了时代的主题。我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老院长朱镕基总理，他当时非常高效、治理有方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刹住经济过热、投资过热。

过去十几年，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更加有序、高效，防止了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反映在经济运行上，规范有序也带来一个负作用，那就是经济过冷。经济过冷的意思是指，实际经济运行的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潜力要素

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为什么？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无非就是三个要素，我称之为KPL。

K是capital，中国的储蓄率高，保守估计居民存款总额占GDP的比例是35%。高额的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不仅是搞投资有基础，也为化解地方债提供了保障。一些过去投得不太好、没有短期商业回报的地方债，就可以用储蓄来化解。本世纪初，我们处置了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靠的就是储蓄，这个没有争议。

P是productivity，生产效率。生产效率靠研发，中国研发能力比十几年前大大提高了，研发的总支出量，按现价美元计算，跟美国非常接近了，2025年应该就超过美国了。如果按照购买力计价的实际研发支出，那比美国还多了，因为中国的工程师工资没有美国高。而且，中国一年培养357万理工类专业大学毕业生，这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多。科研人才和资金都具备了，科技研发能力上升是有很大潜力的。

L之前指的是labor，现在演变成人力资源。我们不应该有人口焦虑，原因是尽管我们人口总量可能见顶了，但是人力资源总量还在上升。

人力资源总量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人口质量的核心因素是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平均来说，中国男性68岁以前一般都不会有慢性病，都很活跃；此外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上升。我们的测算发现，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换算成人口当量，则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从2020年的14.2亿人，升至16.4亿人，增加约15.4%。

所以不要有人口焦虑，不能把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推给人口衰减，这个我们不同意。

经济过冷的风险

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是有的，但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呢？

过去十年以来（2010-2019）中国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平均每年下滑0.33%，这个态势必须逆转。经济增速下滑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日益强大，表现在宏观经济治理上避免了大起大落，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作用，导致宏观经济的收缩，经济运行容易过冷。

所以我呼吁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宏观经济治理工作的思路要变，要从过去防过热变成防过冷。这个惯性的思维要改变，各种工作思维都要随之改变。

那么怎么改变呢？我们有很多具体的建议，根本之根本，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的工作思路要改变。

我们研究院有两条腿，一条腿搞政策研究，一条腿搞学术研究。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搞得好不好，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的激励要搞对，就是要改变政府调控经济的思路，要从防过热变成防过冷。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种小众消费的摩托车，按照1980年代制订的法令是13年强制报废。这本质上给所有买摩托车的消费者的一个巨额的折旧，这样摩托车制造商特别是高端摩托车制造商没有积极性，消费者也不敢正常去买摩托车。

我是政协委员，我为此呼吁了很多年，但是至今还没有解决。其他抑制消费的政策，如限房和限购都很复杂。但是针对摩托车的这种限制政策长期不能解除，我反复思考，唯一的解释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思路没有改变，没有把防经济过冷，抓住一切机会稳经济这个中央精神落实到政策上去。

所以该怎么办？我再次强调，抑制消费的各种政策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经济长期过冷，长期运行在经济增长潜力之下，我们会有重大风险，乃至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风险。

为什么这么讲？如果经济长期过冷，失业还会加重，社会的稳定就会遭遇挑战。如果经济长期过冷，科技研发动力会下降，科技进步也会放缓。如果经济长期过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我们军队的装备能力提升都会放缓，我们赶超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趋势也可能都会逆转。这恐怕是一个基础性、长期的风险，必须高度重视。

预防经济过冷的两大建议

那么怎么办？有办法！我反复强调中国的百姓是有活力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有的。具体说来，除了尹艳林主任提到的要阻断预期负循环提振信心，以及要真正落实促消费政策，我补充两条。

第一条，短期内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赶紧推出有助消费恢复的政策。可以在支付环节提供补贴，比如说，不管买什么产品，政府在支付环节包括银联、支付宝、微信支付，给消费者5-10%的补贴，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公平地对支付环节进行补贴。

有人说，这样养了懒汉，政府会吃亏。不对，不能这么讲，这是帮助老百姓恢复消费信心的重要举措。上海已经行动了，上海拿出了10个亿，对消费者进行补贴。研究已经表明，10亿的政府支出，拉动了40亿的消费。那么如果中央政府拿出5000亿补贴，根据上海的经验，最后能带动两万亿消费。

中国大陆的税收体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两万亿的消费提升马上就会带来25%，也就是5000亿的财政税收，等于政府没有增加一分钱的财政支出。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们要呼吁赶紧扶持消费。

有人问，这样做是不是不公平，补贴了高收入人群，对低收入人群补贴不够？其实不然。中高收入人群缺的是时间，他们不消费主要是忙不过来，最后能用消费券的，我相信是有时间、想消费、但缺钱的中低收入人群。

第二条，要想方设法鼓励民营企业继续投资。具体怎么办？我们报告里提出一点，要明确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不仅要讲“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发展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而且要从根子上讲，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一样，也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济基础。

这跟“三个代表”是完全一样的，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入党，企业发展了，增加了就业，交了税收，对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让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更加强大，更加健全。这个话要讲，要明确民营经济的政治地位，这样可以从根子上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我们呼吁，从现在开始整体的经济工作，包括宏观治理的工作，思路要转变。我相信，如果这个整体思路能够转变，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回到比较健康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35年人均GDP相比2020年翻一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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