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贤亮、阿城等人对待陈映真的态度并不值得奇怪，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告别文革和激进主义政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人道主义、现代派、寻根文学思潮正方兴未艾，一波接着一波。不仅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憧憬着与西方接轨，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而陈映真呢，他所处的台湾经历过政治专制和资本主义以及西方跨国企业对人“从外部到心灵”的挤压，此时正如饥似渴地寻求能够抗拒这种双重挤压的思想资源，中国大陆被他当成了新的精神动力的目标。很显然，他有点儿弄拧了。他不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正是阿城们乃至整个大陆社会避之唯恐不及和竭力要摆脱掉的。分歧和错位便由此产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陆作家和陈映真之间的精神错位都表现得这样尖锐和严重。也有比较温和，甚至不无理解的。比如王安忆就是突出的一例。在大陆作家中，王安忆和陈映真之间的交往是最为密切的，其中除了她母亲茹志鹃的原因，主要还是跟王安忆本人对陈映真“有限度的理解”有关。王安忆曾经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英特纳雄耐尔》，专门谈陈映真的。1983年，初露文坛的王安忆在旅美台湾女作家聂华苓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上初识陈映真，她说，“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由此可见陈映真在王安忆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相隔12年之后，当他们再次见面时，王安忆这样写道：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是一段颇能让人心动，又值得细细咀嚼的文字。其中，王安忆既坦诚了陈映真之于她的“精神偶像”地位，又委婉地表达了他跟陈之间日益加大的距离乃至精神错位，但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成长起来”之后的自信和自负。因而，她笔下的陈映真多少有些郁郁寡欢，固执己见，孱弱、和孩子气的任性，一个落寞甚至跟时代脱节的理想主义者形象跃然纸上。在这儿，由于浓厚的情感色彩，王安忆显然将陈映真身上的另一面做了省略乃至遮蔽的处理，也就是说，他没有对作为作家和思想者的陈映真做任何价值上的判断，而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十分巧妙地回避了。于是，陈映真被塑造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思想深处同时代尖锐对峙和质疑的“中国意义”也就轻而易举地被简化和消解掉了。所以我说王安忆对陈映真是一种有限度的理解，或者叫情感认同，而非价值认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他们之间的错位与隔阂，跟阿城查建英们其实是相差无几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究和引述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印象和评价，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陈映真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立场和怀疑精神，在大陆作家乃至整个知识界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稀缺的品质。由于从激进主义思潮下走出来不久，人们普遍患有一种“政治恐惧症”，特别是文学上，越是远离政治和现实生活，就越是具有文学性，先锋派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学”更是受到了大多数作家和文学青年的追捧。在这种语境下，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不待见”，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其实，陈映真和大陆作家之间的这种思想错位以及受到的冷落，并不单是特殊的中国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普遍性。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七、八十年代后的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呈现出一种向右转的趋势。由撒切尔夫人和新里根主义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复兴，再加上“告别革命”和“历史终结论”的推波助澜，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世界业已形成。曾经影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与之形影相随的如德里达、布尔迪厄、阿尔都塞、乔姆斯基、福柯、萨义德以及苏珊·朗格塔等在六十年代的反特权、反等级制度的风暴中成长起来，被称为“六十年代人”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界也日益边缘化。而无论从年龄阅历，还是政治态度，陈映真都属于“六十年代人”中间的一员，所以，陈在中国大陆的精神失落，就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一种历史的宿命罢了。

但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里。我们应该透过陈映真跟中国大陆作家之间的错位，探究其中蕴藏的“中国意义”。

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知识分子的思想触觉不应当在任何关涉哲学、政治和历史的结论面前停步。这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保持创造活力的必要前提。同样，所谓左翼和右翼都不应该成为表达异见的障碍。用萨义德的话说：“不管个别的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德里达也曾经说：“我用换喻的方式指认出某种不妥协甚至是拒腐蚀的写作与思想，即便是面对哲学也不让步，这种写作与思想不让自己被舆论、媒体或吓唬人的评论幻觉所吓倒，即便可能会面对后者要求我们简化或压抑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不仅始终应该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还应该保持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反省和探询能力。

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

但正是在这两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的许多人恰恰丧失了这样的能力。我们似乎已经满足了某种现成的结论，越来越习惯单极化的思维模式。我们在创作上也许是勤奋的，富有想象力的，但思想上却不知不觉堕入了懒散和匮乏的泥坑，这从近些年来不少重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中明显地感觉得到。包括在对待和认识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时都是如此。比如马尔克斯和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几乎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但长期以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有那句著名的开头“多少年后……”而对小说中蕴含的复杂历史境况却习焉不察，了无兴趣，对马尔克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态度更是一无所知。

马尔克斯在谈到文学和政治以及现实的关系时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我在政治方面脚踩大地的是现实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终将都是政治。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是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关心。”他甚至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而中国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寻求的却是让小说变得像蒸馏水那样纯而又纯，撇清除个人欲望之外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的一切联系，恨不得飞到太空中去。

对于自己在大陆的尴尬境遇，陈映真先生本人是什么态度呢？我想起大约十年前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看到的一档节目，当主持人问及他的左翼作家身份时，他这样回答：“所谓的左翼，就是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瞩目于进步，经济发展，东西多而已，而是我们关注到这个过程里面一些弱小者被当作工厂的报废品，不合格品一样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关心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穷，我们才关心，穷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来生活，人固然有贪婪、欺压别人的行为，可是内心的深处也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他还说：“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同台湾在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逐渐逐渐有些类似性，我愿意以我小说的方式，同大陆的思想家、读者、学者们共同思考，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