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的第一场重要演讲来自德克·布兰德斯（Dirk Brandes），他是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同时也是德国选择党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布兰德斯向大家介绍了前一天他在温斯托夫一所中学参加小组讨论的情况，温斯托夫被普遍认为是德国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聚集地。他从现场学生那里获得了很多鼓励，这一事实表明，年轻一代对德国选择党的态度比建制派政客愿意承认的要开放得多。

最后，他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很多支持者，我们才是未来。”德克·布兰德斯提到那所学校的教职工与德国社民党（SPD）关系密切，而且他也感受到了那些人对自己的抵触态度，不过这并没对他的上述判断造成影响。

当晚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德国选择党之间所谓的“防火墙”，根据当时会场里的一致意见，这一政治信条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说，德克·布兰德斯就提到了最近在德国联邦议院发生的一件事，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与德国选择党一起投票支持了一项收紧移民政策的动议。除其他事项外，该动议呼吁应该在边境地区拒绝寻求庇护者进入德国。

媒体的怒火很快就喷发出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被迫不得不公开弱化自己在这次投票中的立场，并开始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德克·布兰德斯以此为契机，抨击了那些建制派政党的虚伪本质。

虽然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官方话语上仍然坚持“防火墙”存在的观点，但它早已采取了几年前只有德国选择党才具有的鲜明立场。与其为自己的政治决定辩护，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应该最终有勇气公开说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早就知道的事情：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德国选择党的要求是合理的，任何真正想要德国政治出现转机的人都不能再回避这个政党了。

此外，德国的整个移民政策在当晚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德克·布兰德斯强调，必须始终如一地让法律获得执行，必须坚决防止非法移民进入德国。事实上，德国政府设定了错误的优先事项，为移民提供了数十亿资金，而德国家庭和企业却承受着税收负担和激增的能源成本。

德克·布兰德斯句句切中时弊，他那些很文雅的“文化对话”起到的却是刀斧的作用。德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文化冲突集中爆发的国度。库尔德人在对抗土耳其人，巴勒斯坦人在对抗以色列人。只有德国人在冷眼旁观，看着那些拿着砍刀的外国移民在城市中心争夺着主导权。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疯人院里，纳税人不仅要为街道照明买单，还要为军事装备买单。德克·布兰德斯大声说道：“这里应该恢复秩序！”这句呐喊可能会在德国引起争议，而争议本身实际上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国家的真实状况。那些老老实实工作、纳税、根据德国社会的文化规范抚养孩子的移民们，可能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不希望自己在德国生活的社区看起来像山寨版的阿勒颇。

德克·布兰德斯对此评论道：右翼政治必须重新被社会接纳。有人可能会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吧？然而在这片民主监督的土地上，即便是一项照顾本国人民利益的建议，也必须经过宪法保护办公室的审核程序。当其他政党把这个国家当作各种意识形态的试验场时（有些意识形态是非常疯狂的），德国选择党只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重新运转起来。

下一位上台发言的，是来自汉诺威的德国选择党联邦议员候选人米哈·塞巴斯蒂安·费尔（Micha Sebastian Fehre）。他谈到了他在奥斯纳布吕克市竞选期间的经历，特别是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反抗议活动，大约有1000人参加那场活动。

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场景，一个女子误以为这1000人是在参加德国选择党的抗议示威活动，她最初热烈鼓掌表达自己的支持，但是当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她很快就害羞地沉默了下来。

米哈·塞巴斯蒂安·费尔还谈到了在吕讷堡的一个名为“校园政治”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学生与不同党派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通过讨论交流以促进他们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说，年轻的学生们心态非常开放，自己甚至可以用事实论据说服他们中的许多人。然而，这让老师们很不高兴，他们已经在该项目的活动中表达了对德国选择党的不满。第二天，情况急转直下，德国选择党成了唯一被排除在该项目之外的政党。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该党传播了错误信息，米哈·塞巴斯蒂安·费尔认为这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做出的决定。

随后，来自汉诺威地区的德国选择党议会党团主席斯特凡·亨策（Stefan Henze）开始发言。作为一家大型医院的监事会成员、汉诺威地区的废物处理公司和当地住房协会的成员，他对德国经济的状况有所了解。

亨策毫不含糊地将德国定性为一个处于衰退边缘的经济体，而且还伴随着能源价格的飙升和日益加剧的去工业化，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错误决策和经济无能所导致的后果。他对所谓“能源转型”的批评尤其严厉，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建制派政党没有确保为国家提供可靠且价格适中的能源供应，反而使国家越来越依赖代价高昂的外国能源。

亨策认为，德国选择党是唯一一支正在对抗经济缓慢衰退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长期以来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正日益被过度的官僚主义和沉重的税收负担扼杀殆尽。因此，德国选择党呼吁大幅降低公司税，解除监管束缚，并有针对性地对德国企业提供支援，以恢复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在高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测的经济政策的推动下，许多德国战略性企业在向海外迁移，但今后这种做法将不再被允许。

斯特凡·亨策还谈到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惊人的恶化趋势，他提到了结构性扭曲，特别是通过德国的去工业化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扭曲。他指出，2023年德国减少了20.6万个工作岗位，到2024年11月在此基础上又减少了30万个工作岗位。为了了解这些数字所占的分量，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的劳动人口约为4600万人。

因此，上述的事态发展意味着德国工业领域的就业数量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的减少，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其长期后果尚无法获得充分评估。

令斯特凡·亨策的演讲显得特别有分量的是他与主要行业代表进行内部讨论的内容。例如，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曾与德国家电制造商米勒（Miele）设在莱尔特的一家工厂的管理层交流过观点。在制造业领域，斯特凡·亨策对一个现象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德国的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关闭，而波兰的制造能力却正在扩大。根据他的说法，这是德国产业价值链逐渐受到侵蚀的一个迹象。

工厂管理层对这一批评所作出的反应,已经成为当前德国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斯特凡·亨策的警告被视为毫无根据的“危言耸听”遭到驳回，就业岗位转移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工厂管理层的说法是：“他们并没有把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而是转移到波兰，而波兰在欧洲。”他们认为，生产地点的转移不值得讨论，因为即便转移，生产活动仍然是在欧洲经济内部内进行的。听到工厂管理层的辩解，大厅里充满了笑声，此外还有困惑。

斯特凡·亨策以一句坚定的预测结束了整场活动：“我们的国家将会发生改变，而且是彻底的改变，我对此充满期待。”绿党籍的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卡特琳·戈林-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曾经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说过同样的话，1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有了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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