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凌子奇】

对中国人持有种族主义态度真地没问题吗？自从我读到中国人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写下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言论的反应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游历亚洲和中东地区期间，这位物理学家这样描述中国人，“他们看起来勤劳、肮脏、呆傻……即便是孩子也都毫无生气，看起来反应迟钝的样子”。

然而，这些言论在西方话语中并没有得到无处不在的支持声，特别是当发现一点点的不容忍时。在中国网站上，网民们呼吁要考虑到历史背景。有人认为：“爱因斯坦在错误的时间去了中国”，他们几乎不奢求他的尊重，甚至还有人将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鲁迅相比较，认为他是为了“指出我们的缺点”。

这一论点展现了中国人的谦恭，并试图从受害者这一身份走出，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它是基于一个很不幸刚好是错误的假设：如果爱因斯坦访问了今天的现代化中国，他会做出不同的评价。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中国要根据自身的文化传承继续实现现代化，那么中国人必须认识到自己与西方在哲学层面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歧，特别是在关于自我本质的层面。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这些鲜明对比的认知只会使得当下的自由派精英无法继续压抑内心的不耐烦。对这些人来说，对中国人持有种族主义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让我通过分享我学生的故事来解释。一个周五早上的休息时间，我参加了教师会议。会上校长阅读了一位年轻的学生发给他的信，信中具体阐述了社区少数群体所遭受的歧视的相对程度。校长强调了这封信中提到亚洲男孩（主要是韩国人和中国人）比黑人男孩（几乎全是尼日利亚人）受到更多种族虐待。虽然在我的经验中学校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故意的恶行很罕见，但信中提及的这一认知并非石破天惊。

如今任何对黑人学生肤色的暗示都是禁忌，但是对于亚洲学生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对其文化传统的提及。作为一个可以被归入“亚裔”的人（我是马来西亚和北爱尔兰混血，但青少年没有时间歧视诸如混血儿等人，也很少有人会认为我是白人），我对此并不在意。但在激烈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中，“亚裔”与“矮小”、“丑陋”、或“不协调”等词并无二致。这只是另一个可以被戏弄的点，在许多言论中似乎从未有过真正的恶意。此外，还有一些复杂的历史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可以免于此类遭遇。公平地说，对我提出的大多数评论都是为了自我保护（尽管细思看来，这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而且对于那些给出评论的人来说，这些评论在他们看起来总是无害。很大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侮辱中的智慧和其种类一样少。

但是当我离开学校进入“现实世界”时，我开始怀疑我自信的认知。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一些过去的室友时，我注意到朋友话语中真实的鄙视，因为他嘲笑我的韩国朋友“不要再表现得如此像一个亚裔”。在伦敦的一个绅士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上，一位杰出人物赞扬我“不像其他亚洲人”。当然，没有人敢对黑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这种可笑的语气显示出：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说的话可能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歧视可能有道德基础。这些关于“亚洲人”同质性的普遍看法是基于哲学假设，即认为白人更优越，这令我感到难以置信。直到我遇到一位准备在上海开餐厅的欧洲厨师。他的工装裤、背心和蓬乱的马尾辫，是典型的西方流浪者形象，他们选择了社会正义的普遍使命，以及展示个性的络腮胡。他举例说明了那些人的“伪开明”，他们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在沉浸于当地人群和文化中的同时，谴责任何不像他们那样容易接受一切的人。在英国，我们称他们为“没有归属的公民”，他们可能占到了高达48％的人口。

他十分明确地断言“这些人”是“愚蠢的”。他的推理在其不一致性上具有象征意义，最终归结为两个让我回忆起公立学校时代的核心思想：他们缺乏创造力和为自己思考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一样的。这个人说他“不想改变他们”，但他们需要“真正地成为个人”，从他们的忧虑中解脱出来。

这同样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将12亿中国人视为没有身份认同的机器人，他们对屏幕、赌博和数学上瘾。从本质上来说，可以参照《银翼杀手》：中国是一个充满贫穷、夺权、涂鸦和腐败的国度，中国人作为机器人即将崩溃。除了较少的政治自由。他们需要被拯救，并引导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感谢上帝，白人来拯救他们了！

这是了解西方精英对中国人不满的基础的关键：中国人不符合西方人对于“何为人”的认知。儒家讲究“仁”，教导一个人的首要责任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家庭。然而，这对西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可憎的想法，他们认为摆脱传统和历史束缚的自我实现是成为人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这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论自由》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在第三章“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自由”中，他认为个人为自己创造自主身份的能力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对于这种冲动的扼杀是米勒称之为“自由谋杀”的一种罪行——当每个人都需要持相同观点时，个人自由受到破坏。他谴责任何犯有这种罪行的社会，而其中最大的“罪犯”就是中国。与英格兰没什么不同，穆勒认为中国被“社会习惯的专制”所束缚，并因为其意图“让所有人都相同”而停滞不前。这是西方有关中国的偏见中最古老但最持久的一个。当西方人开始讨论中国教育时，不加思考的刻板印象达到了顶峰。他们通常具备的唯一证据是亚洲儿童整齐地坐成一排排一列列，埋首于试卷之中的照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意见。显然中国的教育强调无意识的一致性，但实际上这更适用于描述西方教育。

作为一个实际案例，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在数学上尝试采用上海式的教学模式。这种方法鼓励去理解数学难题背后的原理和规律，这与英国的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形成鲜明对比。上海学生习惯于更互动的课堂体验，参与到与老师的讨论中，并解释他们解决方案背后的想法。

这可以让学生更开心。关于中国教育的一个更恶劣的偏见是，其体制内的学生是悲惨的机器人，迎接着做不完的测试。但2012年比萨（PISA）的调查问学生们是否觉得“我在学校感到高兴”，85％的上海学生同意这一说法。这比在英国要更高。

事实上，上海式的教学模式也更成功。测试期间英国的四年级学生（8/9岁），他们根据这一模式学习了一年，获得了高于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五年级学生（9/10年级）的成绩。中国的方法还有培养思维能力的额外好处，而机械学习则绝对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更加苏格拉底式的甚至是自由主义的学习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漫步在纽约布什维克或伦敦肖尔迪奇的极端自由主义嬉皮士潮流地之中，向您展示的是今天可以找到的“自由谋杀”之都。穆勒的自我实现思想作为通向自由的道路，其自身反而导致了他所憎恶的一致性。在街上观察走过的人群，在服装上你会发现令人尴尬的不一致的一致性。在微型酿酒厂进行闪电约会，你会听到每个餐桌上都有同样令人讨厌的美德话题。在超市偷听，可以听到他们唠唠叨叨地在收银台里抱怨烦人的政治。

在西方，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从独立于权威以外的来源获得自我和信仰时，他们才能成为个人。但是，这只会导致空虚的个体，只会使人们更容易被消费主义所征服，并被捆绑在一起，因为他们不会归属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那些从传统中获得身份认同的人则被抹黑为倒退，认为他们没有个性，因为他们没有思想的自由。

这种偏见并不仅仅施加于中国人身上。最近我们看到了在爱尔兰堕胎全民公投中围绕反堕胎运动者进行的抹黑。与西方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态度并无二致，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使他们坚持愚昧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对于党，还是对于“自有永有的上帝”，还是对“虎妈”来说，我们都将尊重权威视为违背“何为人”的核心。但是对于耐克、Supreme和Gucci来说，消费主义所宣扬的“神圣秩序”并不低于天主教或共产主义。

（本文为朱萧发赐稿，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凌子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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