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启了第三个三十年，经济走市场化方向，政治上简政放权、党政分开，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中央权威被削弱，地方又有点各自为政；二是一些不该市场化的领域被市场化了，比如住房、医疗、教育；三是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所以到了十八大前夕，我们和张维为老师就站出来讲话，认为这个社会不能再往右走了，要重塑中央权威，重新强调意识形态，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家要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不能都扔给市场，不能按照自由派的思路走。其实观察者网也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反思自由派路线，对社会进行纠偏。所以十八大又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

观察者网：放眼世界，中国的体制无疑是非常独特的。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复兴之路上的作用？

寒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候，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先锋队出现的，它代表了工人阶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定义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直到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同时也代表工人阶级，这就和西方的政党区分开来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中国一定无法完成民族复兴。

中国是个大国，有2000多年的郡县制历史，郡县制有个特点就是官僚制。如果没有政府，中国就是一盘散沙。而且中国这么大，怎么凝聚这么多人？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就反复说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党，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我们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没有党，中国的民主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有人曾经问过，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有两个定义，民族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二者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要向工人阶级而不是富人倾斜，时时刻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到最优先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不是局部利益，而是整体利益，是民族先锋队，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

观察者网：您刚才有提到扩大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代表性，是不是也在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是共产党，一定要是社会主义，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

寒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的原因来讲，中国有很强大的社会主义基因。中国有最早的私有制，有最早的土地买卖，也有最早的贫富分化。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两极分化，社会本身就会产生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防止社会崩溃。中国从汉朝开始，政府就开始干预，防止社会过度两极分化。所以，我一直讲社会主义在中国强大的历史基因。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形成强大的消费需求，经济才能够持续。

从现实的原因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是一盘散沙，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14亿人民，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观察者网：80、90年代改革中，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逐渐总结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寒竹：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首先还是存在决定意识，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用事实告诉大家，如果这个发展模式有问题的话，就不可能有经济奇迹。中国只用30年的时间，就走过西方200年的路，中国的成功给了中国人信心。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带给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信心的同时，也给很多自由派制造了攻击中国的借口，当时中国存在的住房、教育、医疗以及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强调社会主义的性质，强调公平正义，而不是只讲发展，话语权的争夺也差不多是从2008年开始的，我们对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实事求是、客观的评价。

观察者网：但是从西方来说，会首先从意识形态来解释中国，只要是中国，只要是中国共产党，会先入为主认为就是错的。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

寒竹：对，西方就认为中国按照这种模式走下去，最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需要保持定力，向外界解释为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也讲过，“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理论界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除了讲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还要解释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现在缺乏这种理论论述，缺乏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多个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性质。

观察者网：未来对中国国家发展还有哪些期待？

寒竹：第一，我认为中国还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反思现有的各种弊端。第二，全球化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我们不能够闭关自守，不能够再退回去。

众所周知，中美贸易战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清楚告诉大家，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博弈是长期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基辛格讲的这一点并没有错。中国应当如何面对美国的挑战和围堵？我个人的看法是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赢得未来。

首先，经过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特别是加入WTO后的近20年，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并成为推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人们常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也受到全球化的制约。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部分。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独自制造所有产品。事实上，全球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独自生产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而独自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一个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大国退出全球化就不能生存。而是说，任何一国家，一旦离开全球化，全部产品由自己开发、设计和生产，这违背了分工原理，比较优势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将在世界上失去原有的优势。这将会对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造成巨大困难。所以，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开放政策，坚持推进全球化是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是深化改革。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在总体速度上领先世界，但中国企业的效率还很不理想，落在很多国家后面。中国劳动生产率这几十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单位劳动产出仍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如何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再有一个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分配领域里的社会主义因素。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大家知道，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虽有细微降低，仍处在高位，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相当不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讲共同富裕容易，但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易事。所以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

我个人认为，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第一次分配中推行收入均等的可能性极小。最多只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福利等领域入手。但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手段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虽有，但不大。我个人以为，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加强第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主义力度仍然大有可为。中国应当尽量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在第二次分配中大力缩小贫富差距。

此外，中国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个最为普通民众诟病的领域，应当加快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

要而言之，我对中国未来的期许有两个。第一，持续稳定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保持迅速发展的速度。第二，坚持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坚持开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加强社会主义力量，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最大程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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