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来自哪里？

王慧：有一个数据是中国70%的家庭财富在房地产领域，剩下的可能就在股票和基金，我国现在有2.2亿股民、更多的基民。大家都很关心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状况，2024年有望回暖吗？

张燕生：我记得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某次会议上讲了三句话，比较有代表性。第一句话是定性，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第二句是，现在的房地产处于一个修复资产负债状况的阶段。第三句是，未来房地产业的机遇还是在于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

刚才各位专家也都讲到，属于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时代确确实实已经结束了。我总问深圳的同志们房价问题，我说这么贵的房子，你怎么留得住年轻人？怎么留得住创新？怎么留得住实体经济？怎么可能有未来？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从2003年开始，中央年年讲房地产调控，房价却年年涨？我觉得实际上是有一些深层次原因的。比如央地的财税关系问题，都亟需解决。

当前我们的期待是，能否通过目前经济的恢复，让房地产业在今年或明年实现止跌？后面的核心问题是，以县域经济为中心的城镇化以及中小城市的城市更新，能不能形成一个新需求？4亿新增的中等收入人群，包括农村人口向县域转移的进程，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此外，在兼顾房地产商品属性和保障属性的方面，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

迟福林：我们现在更多地是从周期性来讨论房地产问题，但其实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是不是结构性问题？比如，大家预测未来10年中国每年能有4.5%至5%的经济增速，凭什么？就凭结构性潜能——我把它称之为用潜能来分析。但是结构性矛盾怎么解决？核心问题是，对老百姓、投资者如民营资本而言，改革的信心和预期可能更重要。

张燕生：改革是一个方面，其实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许多该说的事都说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做。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么用一种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式来做。最近在长三角、珠三角有很多讨论发现，这是一场非常非常大的新改革，就是政府的改革。

有几个数据，民营企业占有的国家矿物资源不到30%、科技资源不到30%、金融资源不到40%，但是它创造的科技成果超过六成。从外贸数据来看，国有企业占出口的比重是7.9%，外资是31%左右，民企占接近六成。进口方面，国有企业占的比重是27%，外企占35%左右，民企占37%。所以，国有企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矿石安全、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的主角；民企是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换的主角，外资是我们的同盟军。

迟福林：民企、国企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对的，在制度安排上，通过制度性开放，能不能从法律制度来确定它们的地位，这是一些基本层面的问题。所以，从民营资本的角度来说，大家最主要还是着眼于对未来改革的预期。

张燕生：今年世界银行将会发布一份采用新评估方法的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中的一条评估标准是，国资、民资、外资在营商环境中是否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张军：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国资、民资、外资之间的边界可能是相对有弹性的，有需要的时候会调整。在某些阶段，它可能维持10到20年不变，但面对长期层面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其实没有必要通过画一条线将其框定，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我想其他国家同样如此。至于资本的比例占多少倒不是特别重要，就算我只拥有10%的股份，但是我可以控股，其实是一样的。

关键问题是刚才燕生提到的营商环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没有一家资本可以承诺说，我在你这里待10年、20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挣到钱，这跟营商环境有关；就算国资在某个领域占了很大比重也没关系，但是他需要信赖这个营商环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给出的承诺要可置信，能够兑现，这比国资占多大的比例更重要。

王慧：我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速在放缓，背后是什么原因？如何真正强化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

姚景源：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但我还是回到燕生和张军同志刚才讲的如何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的问题。营商环境问题最核心的就是负面清单。

之前我们去德国汉堡自贸区调研，那里的负面清单就4项，有4件事情不能干，得找政府：武器制造、钞票印刷、毒品生产和药品生产。他们那里对药品管得很严格，其它事情都可以干。

我估计在座各位到现在也不能把我们的负面清单给复述出来，上面还是好几十条。但人家就4条，我说一遍谁都能记住。

张军：这4条等于是0。

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洋浦经济开发区所在的环新英湾地区（无人机照片，2023年2月26日摄）。资料图/新华社 蒲晓旭 摄

迟福林：咱们的负面清单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商务部刚刚出台的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包括68项，海南省原来是70项。其它国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里面，列得最多的是日本，共41项，最少的是新西兰，只有4项。

海南省的70项规定里面，比如有一项是外资独资大学的老师必须具有本科学历，没有本科学历的老师能吸引到学生吗？所以我们就建议搞30项，而且很具体，我在博鳌论坛上就提出来了。

张燕生：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准入，开不开放？还有一个是准营，大门打开后小门开不开？开小门比开大门更难，它涉及到整个行业的资质、标准和行业管理问题。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而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迟福林：所以制度性开放和制度性变革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李迅雷：我曾经参与过自贸区的相关立法工作，当时遇到的压力之一是很多东西都要向北京请示，因为每个中央的部委有相关的事权，负面清单其实还涉及到具体部门的权利得失，这也是一个矛盾之处。

张军：现在即便有了负面清单，在执行的时候不去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就可以做吗？也不可能的。

当然，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外资对中国缺乏兴趣，或者因为其它方面的原因退出中国市场，但还有一部分情况是，人家想进却进不来，我们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放。对很多外国投资者、跨国公司来说，现在要进到中国市场很难，中国企业走出去则相对容易，即便现在遇到欧美国家的一些管制。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要比中资进入外国市场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