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默波】

引言

中国在经济、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军事上的表现，似乎展示了突然爆发的实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无可置疑的提高，让世人刮目相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确实是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新中国的成长史仿佛是缩短了的人类丛林史，把一个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被凌辱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眼间推上了不能被西方第一世界轻视的现代化国家。由此，人们自然有兴趣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或道路这一问题。

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两个明显的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把中国的发展想当然地认定为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80年代初才开始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以“改革开放以来”为开头的叙述。再比如，不少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顶礼膜拜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所写的《邓小平传》，也只是集中叙述了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平经历，而之前的事迹只用了三十多页纸墨一带而过。

第二个倾向是聚焦经济体系或经济政策。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促使中国发展，中国经验或模式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其次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混合经济体的结合，即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混合；以及，将廉价劳动力或者说“人口红利”、模仿国外先进技术视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或次要条件。

图自深圳广电

不过，在今天这篇小文里，我不从上述两个倾向的角度来展开论述。首先申明，这并非认为上述两个倾向相关的思想、理论、意见、研究和争辩不值一谈，而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任何模式和道路都不是突然出现的，用流行话语来讲，就是有路径依赖；第二，我认为经济发展是离不开政治和人类认知、价值取向的。我甚至认为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用数学模式和公式写就的经济学论文看起来很漂亮，也有利于学术生涯的升级，但我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论断，即很多这样的论文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往往不着边际。

所以，我觉得在讨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时，不仅要考虑现在，也要联系过去和将来；不仅要谈经济，也要谈人们在特定历史范围和特定时空环境里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三个传统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和现在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他们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大多随精英潮流而动，很多情况下是盲目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愚蠢的。有时候，人们说农村人忠厚老实，或是精英说农民群体素质不高，或许只是一种温和的表达，但事实上农民并不比精英愚蠢，比如历史上大跃进和“文革”中的很多荒唐事并非由农民和工人发起，而是由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士发起并引领的。我们所指的大部分人非但不愚蠢，而且有力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的集体力量可以扭转主流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潮流，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代表中国先进思想的人物——不论是左派的鲁迅还是右派的胡适，都将中国的落后怪罪于旧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按照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帝（反侵略）反封建（反旧传统）的五四运动的产物。

要批判就必须有对照物，否则就不知道批判什么。比如，要批判中国传统认知和价值取向，五四运动时期用以借鉴和比较的对照物，就是西方的民主和个人自由传统。

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直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社会就存在三个大方向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一，中国旧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主要是儒学，杂夹着道教、佛教及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补充；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认知和价值取向；三，西方传统的民主、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受到压抑和打击。而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开始出现西方传统的认知和价值取向的回潮，主要表现为崇尚个人自由发展的企业精神，有所规范的政治体制（如退休制），以及以经济理性引导资本的市场经济。

上述三大方向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其实就是甘阳所说的“通三统”。甘阳关于“三个传统”的原话是中国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为了更准确地陈述，也更有利于分析，我在借用甘阳的洞见的同时，将三个传统归纳为：中国传统的传统，1949中国革命传统，西方民主、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

这三者有重合，有对立矛盾，也有相辅相成。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980年代以来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发展道路或模式，是在三个传统之间寻找并吸取各方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展开这个观点前，先在下一节谈谈它们之间的重合与矛盾。

三个传统的重合、互动和互补

首先接着上文谈五四运动，然后再联系由此产生的中国革命传统，并通过一些例子分析为什么存在于中国的三个传统在重合、互动互补中推进中国的发展。

谈五四运动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不同认知和价值冲撞、互动的标志性事件。

· 妇女地位和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革命传统

五四运动批判中国传统的传统，特别是对儒家传统有两个突出的价值批判：一是严重轻视妇女，二是精英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字的垄断。两者都不利于现代国家国民潜力的充分发挥。

为了实现现代的国富民强，这两个领域必须改变，于是呼吁“打倒孔家店”，让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为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公民。文学作品、政府公文应停止使用文言文，因为文言文与平民生活脱节，不利于平民教育，学古文汉字太费时，亟需改革等等。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运动，鲁迅的短篇小说便是最早的尝试之一。

作为五四运动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将这两个批判都付诸于实践，并将其定性为革命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旨在解放妇女。中国政府不但推广了平民识字运动，还推行简化汉字，并命名“普通话”为官方语言，即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语言。

我们在考察中国廉价劳动力有利于198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发展这一论题时，就不难看出，正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几乎无限数量、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大军。仅仅“廉价”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因素的充要条件，这些劳动力还需识字，并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而这正是得益于中国1949年革命传统。对此有怀疑的人，只需对比一下印度，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19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第一所新型的妇女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

中国革命传统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我们都了解，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心或边缘长期存在大量贫民窟。虽然中国也曾在短期内出现过小面积的贫民窟，但这不是中国的社会病。

其实，这也跟中国革命传统有关。“打土豪分田地”，中国革命通过土改对土地有产阶级剥夺后，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虽然取消人民公社集体制，将土地的使用权分田到户，但所有权还是归集体的。即使后来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但土地仍不允许自由买卖。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农村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第一，他/她们可以让家人留守农村，自己外出打工。第二，在城市打工不顺或失业时，可以回家种地务农，有稳定的住所和食物来源。自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起到了世界上最廉价的社会保险的作用。这是中国发展模式所独具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