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弗朗西斯·福山 译/董岭晓】

如今，人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共识：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民主”受到攻击或处于倒退状态。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威权”国家，还体现在许多看似安稳的民主国家选举出来的民粹主义者们上。

在今天，受到攻击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简便称法，其中真正受到最大威胁的是“自由民主”这一组合中的自由成分。民主部分指的是，那些通过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等机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肩负的责任。相比之下，自由部分主要指的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法治，要求即使是体制内最有权力的行为人也须按照与普通公民相同的一般规则办事。换言之，自由民主国家有一个制衡的宪法体系，对民选领导人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民主本身正受到“威权”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操纵或直接取消本应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更阴险的威胁来自现有自由民主国家内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正在利用选举授权获得的合法性，挑战或破坏自由制度。像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领导人利用政治上的支持者来试图破坏司法独立、公然违反法律，或者试图通过给主流媒体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来使新闻界失去合法性。他们试图拆除专业官僚机构，并将其变成党派工具。欧尔班自诩为“非自由民主”的支持者，这并非偶然。

然而，与少数民粹主义政客的野心相比，当代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要深入得多。如果他们不乘着对自由社会某些潜在特征不满的浪潮，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成功。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看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它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演变，以及它作为一种统治主义有什么局限性。

曾经的自由主义

对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最好的一种理解是，它是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治理过度多元化的问题。或者再用稍微不同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在多元社会中和平管理多样性的制度。这种主义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在欧洲兴起，是对新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之后的宗教战争的回应，这些战争持续了150年，并杀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口。

宣扬十字军东征宗教目的“正义性”的油画  图自网络

虽然欧洲的宗教战争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驱动的，但其凶猛剽悍是源自于交战方代表了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他们都想把自己对宗教教义的特殊解释强加给他们的人民。这一时期内，被禁教派的信徒受到了迫害。异教徒经常被折磨、绞死或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的神职人员也受到了追捕。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的创始人，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试图降低对政治的企图心，不是为了促进宗教所定义的美好生活，而是为了保护生命本身，因为不同的人群无法就“美好生活”是什么达成一致。这就是《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句话的一个比较遥远的渊源。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宽容：你不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与你的同胞达成一致，每个人都应该在不受你或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这些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只有当宽容的原则本身受到挑战，或者当公民诉诸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时，才会达到宽容的限度。

以这种方式理解，自由主义仅仅是解决不同社会冲突的一种实用工具，它试图通过将最终目的问题撤出讨论范围，并将其转移到私人生活领域，从而降低政治上的热度。如今，这仍然是它最重要的卖点之一：如果像印度或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背离自由主义原则，试图将国家认同建立在种族、民族或宗教基础上，就会引发潜在的暴力冲突。美国在内战期间就经历过这样的冲突，而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正通过将其国家身份转变为基于印度教的国家身份而引发社区暴力。

然而，人们对于从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融入了现代自由主义学说中。在这种观点下，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能够务实地避免暴力冲突的机制，还是一种保护人类基本尊严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尊严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贵族社会里，这种尊严只是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士们的特征。基于人类道德选择的可能性，人类尊严的基础将尊严的概念进行了普及：人类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造物，但低于上帝，因为人类可以在对与错之间作出选择。与美貌、智力或力量不同，尊严这一特征是人类普遍共享的，并能够使人类在上帝面前平等。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完美主义”）和康德（一种“善意”）这样的思想家将一种世俗的、非宗教的形式赋予了选择或个人自主的能力，这也成为了现代所理解的、写入了许多20世纪宪法的基本尊严权的基础。自由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平等尊严，给予他们保护个人自治的权利：言论权、集会权、信仰权，以及最终参与自治权。

因此，自由主义通过故意不去明确人类生活的更高目标来保护多样性。这就取消了宗教自由地去定义“社区是什么”的资格。自由主义还根据个人选择的能力，给予所有被视为“完全人（full human beings）”的人平等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倾向于一种普遍主义：自由主义者不仅关心他们的权利，而且关心他们自己特定社区之外的其他人的权利。因此，法国大革命把人的权利带到了整个欧洲。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主要争论不是关于这一原则本身，而是关于谁有资格成为享有权利的个人，各种各样的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妇女、外国人、无财产者、儿童、精神错乱者和罪犯被排除在这个神奇的圈子之外。

历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产权以及通过相关法律机构执行的合同成为了英国、荷兰、德国、美国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护产权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密切相关。权利受到独立的司法机构的保护，司法机构可以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在正确理解下，法治既指规范个人之间互动的日常规则的适用，也指通过宪法正式分配政治权力的政治机构的设计。历史上最坚定地信奉自由主义的阶级，是财产所有者阶级，不仅是土地地主，还有无数中产阶级的企业主和企业家，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自由主义与民主有所联系，但与民主不是同一码事。有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权是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二十世纪晚期的新加坡和香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不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维克托·欧尔班和纳伦德拉·莫迪正试图创造群体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自由主义通过对个人自治的保护而与民主结盟，这最终意味着政治选择和特权的权利。但这与民主是不同的。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进支持者，他们愿意完全放弃自由法治，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的国家，以使得结果均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这成为20世纪的一条大断层线。即使是在公开的自由主义国家，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和北美，也有强大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对经济再分配的兴趣大于对财产权的严格保护。

自由主义也见证了共产主义之外另一个竞争对手的崛起：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者拒绝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只寻求将权利授予他们所喜爱的，由文化、语言或种族来定义的群体。在19世纪的发展中，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多民族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欧洲从一个王朝重组为一个国家。1914年，这场战争爆发成了一场大战，数百万人丧生，并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945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败，为恢复自由主义作为民主世界的统治思想铺平了道路。欧洲人看到了围绕着对民族的排他性和侵略性的理解来组织政治是多么愚蠢，于是他们创建了欧洲共同体，后来又成立了欧洲联盟，将旧的民族国家置于一个合作的跨国结构之下。就美国而言，它在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包括联合国（以及附属的布雷顿森林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诸如北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区域合作机构。

对这一秩序的最大威胁来自前苏联及其在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共产党。但是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他们眼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性也随之瓦解，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寻求融入现有的国际机构，如欧盟和北约。这个冷战后的世界将统称为“自由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但1950年至1970年代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的鼎盛时期。自由法治通过保护普通人不受虐待来促进民主：例如，美国最高法院（U.S.Supreme Court）通过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等判决，在打破合法种族隔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民主保护了法治：当理查德·尼克松从事非法窃听和利用中情局时，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帮助他下台。自由的法治为二战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使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能够建立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平等（inequality）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多数人可以亲眼见证他们的物质条件是有所改善的。简言之，这一时期在发达国家看到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幸福共存。

不满

自由主义是一种广泛意义上成功的意识形态，对现代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很大责任。但它也有一些缺点，其中一些是由外部环境引发的，另一些则是该学说本身固有的。一是经济领域，二是文化领域。

经济上的缺陷与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演变为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趋势有关。新自由主义如今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描述一种经济思想，通常与芝加哥大学或奥地利学派，以及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尖锐地诋毁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者。这所学校所建议的许多分析和政策实际上是有益的，而且早就该出台了：经济受到过度管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应对20世纪70年代同时出现的高通胀和低增长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