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一视角来看待在2005年后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中的“自主创新”。在工业发展史上，“自主创新”可以看作是对前一阶段中国工业技术活动被“去组织化”的一次反向运动（此处借用社会学家波兰尼的术语）。

当时，有些人误以为自主创新是“关起门来搞创新”，是“封闭式创新”。然而事实上，这些自主创新企业与发达国家那些全球化企业一样，都投入了大量资源与国内外优秀的供应商、工程技术企业开展合作。逻辑很简单，要突破产品和技术开发方面的问题，要生存下去要发展，在没有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支撑的情况下，这些自主创新企业就必须积极地跟上游供应商，跟下游用户，跟特定的技术服务方，跟有潜力的科研院所打交道，力争让自己推出的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所以，自主创新企业与“市场换技术”企业的核心区别实质上在于工业技术组织活动的“自主性”，即由谁主导工业技术活动，在与谁合作、怎么合作、合作目标是什么等问题上，由谁来决定，以谁的需求、以谁的分工安排为主。

自主创新企业的成功经验表明，掌握了组织工业技术活动中的自主性，企业才能根据产品和技术开发方案发展组织性的协作关系，启动项目，投入资源，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此不断地积累并获得创新发展。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工业经济体系尚未完成系统性转型，自主创新企业早期较普遍采用了纵向一体化策略。因为无法通过外部协作或者以合理的价格采购等方式获得重要零部件或子系统，这些企业选择将这些业务内部化或者投资建设核心供应链体系。

例如，华为在它的主业即通信设备制造业是高度纵向一体化（虽然它在集成电路领域并未采取IDM模式）。为了推动主业的顺利发展，它曾投资开发和生产过电源装置和海底电缆，这都是因为当时在国内难以找到适配的供应商，尤其是能够跟它在战略上互相捆绑共同搞技术研发技术突破的供应商。

华为如今在逆变器和激光雷达等领域的优势，就是华为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协作机制解决通信设备技术问题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积累下来的。美国选择华为来开启对华技术禁运，是因为华为已经形成了覆盖从基础科研、技术研发、产品工程到生产制造和服务的完整体系。华为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研究中心就有36个，从事的研究活动涉及基础的数学、材料、信号理论研究到工程技术开发等。

华为打造出的这套完备的、高度组织化的创新体系，能够有效地将从市场和产业链中获得的反馈和从科研部门产生的新知识有步骤地转化为工业技术。对美国而言，华为的威胁不仅仅来自其在一两项技术或产品上的领先，更在于华为已经发展出了这套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创新体系。         

沿用“组织化”这个视角，要如何理解在新时期国家领导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其实，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质就是推动中国工业体系完成“再组织化”工作来应对外部挑战。

中美科技战的本质在于美方希望通过切断对华高新技术产品供应，阻断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精尖仪器设备等对华输出，切断中国工业创新互动网络，使得中国本土的工业技术活动无法组织起来，从而压制中国创新发展。

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背景下，新型举国体制或者现阶段的产业政策，就应该具体放到产业创新的“组织化”这个落脚点，从而起到“政府撬动市场”而不是“政府挤出市场”的作用。

新时期的政策应该发挥两个关键的功能：一是解决关键技术瓶颈，打通堵点；二是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或者国家介入的其他方式，使本土创新主体产生集体行动，形成协作机制。这种“自组织”机制的形成是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目标，也为后续国家动态退出创造了条件。

而通过完成本土工业技术活动的“再组织化”，本土的产业创新就能撬动更多的市场主体纳入到这个不断被扩大的经济循环中来，从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活动需要组织性，那么由谁来提供组织性这个公共品呢？

目前，我国是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或者产业政策来提供。

其实，从研究来看，西方国家在转型和危机时都曾依靠国家的积极介入构建或重建复杂的工业组织体系，就像欧洲搞空客，美国搞半导体。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本土半导体集成电路厂商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SEMATECH）就很典型：美国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写得很清楚，美国企业缺乏长期投资于先进制程技术的耐心，在共性技术研发上也没有与本土企业形成协商与合作，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被日本动摇。

为了应对日本的挑战，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和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共同牵头成立了SEMATECH，囊括英特尔、IBM等11家半导体企业；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负责对SEMATECH的运营提供顶层指导与协调，并且每年提供1亿美元的资助。

直到1995年美国恢复了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美国政府认为SEMATECH已经能够自主围绕重大技术研发开展有效协作，联邦政府才在财务上退出。

回到最初所提的问题——在强调创新转型的新时期，我们产业政策的落脚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具体的企业或技术上，还是在组织化的协作机制上？相信我们今天的讨论已经给了大家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而中国在战略新兴产业上的一些有益实践也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案例和经验。

但是，国家要如何介入并且当创新的组织性逐步发展起来后又该如何退出？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产业创新的组织性机制时，公共品应当由谁来提供？国家，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同的方案将给产业创新共同体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需要我们打破原来主导我们政策思维的、非黑即白的“政府vs市场”二元观念；需要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复杂工业技术活动的基本逻辑；很多重要的工业活动，它们既是市场的，也是受政策引导的，既是竞争的，也同时存在着协作。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为我们探寻新时期的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根本方向，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面向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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