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财产”三大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到美国《独立宣言》高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一词语转变，我们可以清晰抓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中心线索——财产。权力、道德乃至幸福都是以财产为基础。

霍布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发明他的国家理论，康德建立起以个人为目的的哲学。故阿伦特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英国保守主义者欧克肖特也说：“几乎所有近代关于道德行为的著作都以……个人开头。”

这种意识形态物化为政治制度，就是代议制和所谓“自由民主”。

代议制和法治是将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转化成权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这套制度中没有共同体的位置，个人的行动自由和财产、权利成了最高的政治原则。欧克肖特就曾将英国的代议制政府称为“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将国家权力变成了一个表面上可以公平竞争的、允许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的游戏，也就是所谓的法治。

美国宪法封面（图片来源：东方IC）

你不满，你可以来参政啊，游戏是透明、开放的。参与不进来，那是你自己无能。这套制度不讲公平、正义，甚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干脆把“正义”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我符合程序，你不能因为结果而来抱怨。

美国学者保罗·皮尔逊在《时间中的政治》中指出制度的演进存在“路径依赖”。事实上，除非革命性变革，一种制度的既定逻辑是难以颠覆的。只要人们还在尊奉那张写着宪法的羊皮纸，资本就永远掌握着一切权力，工人及所有下层阶级所能得到的就只能是安慰剂，美国就不可能在合法的政治程序中生长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来。与这样一种制度程序相比，桑巴特所关注的两党制等只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已。

第二枚铁钉是以欲望为原则的政治文化。

基于个人主义和财产权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动能是欲望。

黑格尔对启蒙主义的批判讲的很清楚：现代社会追求的就是欲望的满足，欧克肖特也发现了现代理性主义政治的欲望本质，称它是一种“需要的政治”。然而，资产阶级无法垄断欲望，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原则都不可能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秘密，它一定会外溢，而且为了获得合法性，它也需要被模仿。

恰巧美国在二战后坐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有足够的霸权红利来给予国内各阶层不断增长的欲望以最低限度的满足，同时苏联集团的竞争也使其有必要这样做。这就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大契约”。所以，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再到战后的“美国梦”和6、70年代的各种赋权运动，都是个人欲望逻辑的发展。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陷阱也在于此。

首先，工人及各种劳动群体在没有获得更多政治权力，更没有将自己的权力写入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仅仅满足于分享一点物质利益的残渣，无非是给自己准备好了一锅煮青蛙的温水。他们随时可以被推下船，这正是70年代之后发生的事情——劳动工资增长停滞、收入差距剧增。

其次，从社会主义借鉴而来的那些进步政策，本质上是集体主义本位的，将之简单嫁接到个体本位、以追求欲望为原则的美国自由主义社会之上，必然产生一个怪胎。

这个怪胎社会自然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极其依赖对外部世界的剥削，一旦断奶就会发生内部利益冲突的激化。社会的正当价值就是个人追求欲望，只要利益不要责任的原则变得至高无上，这就是所谓“白左”现象的本质。今天“白左”虽然遭到批评，但批评者同样是“巨婴”式的思维方式。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拘捕的抗议者（图片来源：网络）

这种局面，在意大利政治思想者马基雅维利看来，就是一种堕落。他认为，一个堕落的社会是不可能维持自由制度的，因为一个堕落的自由制度不可能用合法手段来自我改革，只能通过非法手段，而一旦这样做，就不再是一个自由制度。这个致命的悖论，在特朗普总统的紧急状态令中，已经开始隐隐浮现。

这种政治文化早已驯化了美国的劳动阶级，从6、70年代文化左翼对政治左翼的压制，到过去40年主流政治议程中身份政治对阶级政治的掩盖，再到今天“美国第一”、“建墙”式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口号转移真正问题的焦点，都使美国人丧失了为解放而付出代价的勇气。

他们总是希望找到替罪羊甚至敌人来为他们的失败开脱，他们总是希望好日子会再来，让他们重新过上比其他国家劳动者优渥的生活。虽然匹兹堡街头贴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只要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自由宪政最终只服务于资本的权力，不能下决心抛弃选举和福利的欲望奶嘴，社会主义在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幽灵。

本文原载于《环球时报》，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原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