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一个晚上，四川“饲料大王”刘永好兄弟几个跑去找县委书记，说要把自己价值上千万的饲料厂无偿捐给国家。县长很不理解，好好的厂子，怎么突然说要捐掉呢？

当时，刘氏兄弟推出的“希望牌”乳猪饲料打破了正大集团洋饲料垄断我国高档饲料市场的局面，在省内外颇有影响，其书写的大字标语遍布广袤的城乡大地：“希望养猪富，希望来帮助。”连孩子都跟着电视广告学：“我的猪长得肥，是吃了希望牌饲料……”

但是，8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云诡波谲。刘氏兄弟曾多次被授予各种荣誉，可突然间，过去常来视察的领导一个都不来了，采购、运输、销售等环节开始受阻。刘永好想买原料，铁路不给运，甚至有竞争对手告他“投机倒把”，这在当时可是个足以判刑的罪名。

在县委书记面前，刘氏兄弟困惑地问：“书记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应该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但现在我们连自己到底是啥子人都不晓得了。”这个问题很直接，但却萦绕在千千万万的私企老板们心中：他们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到底是不是“自己人”？

国企还是民企，公有还是私有，这个问题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隔三差五就要被提起，且每次提起都会触发民营企业主们的敏感神经：他们会因为新闻联播上措辞的变化而苦恼忧虑，也会因为关键人物的视察讲话而感到欢欣鼓舞，这种循环至今仍然存在。

在国企民企之辨再次被热议的当下，回溯过去40年来类似的争论，我们或许可以窥见未来的方向。

01 “中国第一商贩”

1972年，在那个一切都是国营经济的时代里，年广久在老家安徽芜湖偷偷摸摸地卖起了瓜子。年广久卖瓜子的方式与众不同。别人买一包瓜子，他往往还另抓一把硬塞给人家，大家说他是“傻子”，可就是这多抓的一把瓜子，成就了日后著名的“傻子瓜子”。

到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也得到了认可。年广久不再需要偷摸卖瓜子了，《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报道,传遍全国，年广久也成了“中国第一商贩”。

改开之初，在芜湖街头卖瓜子的年广久

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没那么一帆风顺。198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的文章。事情起源于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2人。

《人民日报》专门针对陈志雄是否具有剥削性质展开讨论。讨论持续了3个月，最后竟有了个戏剧性的结尾：有人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做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的标准本可以让理论家和民营企业主相安无事了，可是年广久严重超过了这个标准。他当时以个人名义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工厂和厂里140名职工，“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的说法迅速流传开来。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知情后就派干部到芜湖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交中央。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就“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专门发表了看法：“雇工问题，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正在嗑“傻子瓜子”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的年广久，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企业主们的观望心理，也是从这一年起，邓小平南下广东的影响力和深圳特区的示范效应持续发酵。“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让时红时黑或灰或白的民营企业家们看到了希望。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最高决策层终于就民营经济的地位达成了普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这也形成了以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为代表的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这些“84派”企业家因此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的探路者与开创者。

这一年，尘封已久的私营经济开始再度萌发，然而没过几年，新生的私营经济又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争论中。这场争论的结果，也给未来中国民企的发展定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