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新闻编辑、中国问题专家。22岁到中国，1936年7月到陕北，是第一位到革命根据地对话的外国编辑。从那时起的35年来，毛泽东与他5次会面，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畅谈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著有《西行漫记》、《大河彼岸》等11部书。本文为1939年斯诺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后所写，谈及他对毛泽东本人的印象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

本文摘自《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再版。谨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1936年，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在延安（资料图片）

【文/ 埃德加·斯诺】

从我住的窑洞下去的小路末端，那辆小轿车在咳嗽，看去像一轿黑色玛丽亚。等我走近时，我发现那是一辆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写着：“纽约华人洗衣业工会赠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原来这就是使我的教会里的朋友感到惊异的毛的奢侈品！这些洗衣工人的礼品在延安多起来了，有时它们用来把空袭中受伤的平民运送到附近的医院去。但通常这些汽车只能停着，因为缺乏汽油去开动它们。

实际上，在一个游击战线上，摩托救护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场战争的机动性、农村缺乏公路以及缺乏燃料和服务设备，说明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医疗服务。要是华侨和外国朋友把他们花在昂贵的救护车和西药上面的钱汇到延安来，在当地生产中进行投资，发展这里的制药厂和游击性的工业，那会造成永久性的价值。但是这些人似乎从未想到中国人完全能够制造自己的必需品，如果得到资金来购买机器，只需要进口货价格的一小部分就够了。如果把买救护车的这笔钱送给八路军，就可以资助组织部队的医疗工作和帮助地方军事工业，从而真正救活成百人的生命。可实际上，这辆救护车的主要价值只在于把它的发动机用于一家工厂的马力以及最终它拆成废铁的价钱而已。

许多人认为延安是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中心，其实延安所需要的除了枪炮之外莫过于资本和机器了。

那辆救护车出城以后颠簸了几里路，转入一个山谷，正像100辆其他的汽车一样，停下来把我们送到毛泽东家门前石板路的尽头。这里的“我们”包括黄华，他自告奋勇地陪我前来，想听听毛泽东对于欧洲局势的说明。黄华是我的老朋友，我最初认识他时，他在北京读书，是燕京大学他这个年级的学生会主席——聪明，富于理想，有当领导的才干。在华北这个最好的美国教会大学里，有许多学生离开风景秀丽的校园去解放区，黄华是最早离开的学生之一。

黄华已经成熟了很多，现在工作很忙，显示出沉静的自信心；他是青年救国会的书记，同时兼延安以北一个学校的校长。现在在共产党阵营里已经有教会学校训练出来的几十个学生，黄华像我碰到的这些学生一样，使我感到他比中国其他部分的基督教青年达到更好的心理上的和谐，而那些青年却难于把自己的宗教背景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调和起来。也许这是由于这些基督教共产党员，在排除了同中国理性主义无法调和的超自然主义之后，确实能够把基督教的社会教义同他们日常的政治信念结合起来。也许只是因为解放区的朴素和平均主义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也许正是这里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吸引了已故比利时神父文森特·莱伯，他率领他的天主教医疗队参加了八路军，并宣称他认为他的教义同朱德将军所实行的原则并不抵触，从而使中国天主教会大吃一惊。

我发现毛泽东仍旧住在窑洞里，不过陈设比较改进和现代化了。他住的是三间，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一间客房。墙上抹了白灰，地下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但除此之外，还是很俭朴。我发现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以外，他真是身无长物。

第二次拜访毛之后，我对以前记录的印象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战争年代没有使他发生什么变化。他吃得好些，比以前胖了；他的头发剪得短了些；穿的还是同普通士兵一样的制服。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他在晚上处理工作之前，总要读完附近军用无线电台当天抄收的一大叠新闻，从山西前线来的，从全国来的，和从外国来的消息。

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来说明他在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说明不了指战员们和老乡们对他的爱戴。在说话时，他善于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有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话和家常的比喻；他从不向听者讲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之间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沟通的。

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在这方面毛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1936年毛对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时，许多人认为荒诞。很少人相信中共会存活下来；更少人预见到国共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只有极少数外国专家怀疑日本能在几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中国人中有少数乐观派认为战争开始不久日本的经济就会垮台；而悲观派则认为一旦日本封锁了海岸和占领了主要城市，中国一定会崩溃。

不论他们对中共和中共的事业态度如何，现在大多数中国人承认，而且在承认时往往隐隐流露出自豪感，毛泽东准确地分析了有关的国内国际因素，正确地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轮廓。内战确实停止了，中共和红军不但存活下来，而且在全国统一战线里得到了加强。他曾指出，到了战争的某个时期，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这个预言长期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但是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以后，人们无法否认毛泽东正确地了解政府内部的各派力量。

毛曾预言，如果某些条件不能实现，战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这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是他的这种坦率交底防止了人们在幻想破灭时产生失败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毛正确地估计了，中国自己的人力物力，只要用革命方式动员起来，具有巨大和持久的力量，从而帮助全国人民建立起更为耐久的信心。

他在1936年7月说：“许多人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某些沿海战略要地和实行了封锁，中国就不可能继续抗日了。这是胡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除非每一寸土地都沦在侵略者屠刀之下，还不能说中国已被征服。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一大部分，攫取了人口有1亿乃至2亿的地区，我们还是远没有打败。我们还会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军阀作战，日本军阀还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期间打一场激烈而经常的后卫战。”

毛再次阐明了要获胜必须采取的战略——也就是后来采取了的战略：

“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在漫长和游移不定的战线上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胜利有赖于在艰险地形上的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迅速的进攻和后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那将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长壕、聚众、坚堡的单纯阵地战……攻坚战也要利用，但那将是辅助的，次要的……日本的经济将在旷日持久而昂贵的对华占领的重担下出现裂痕，在无数非决定性的战斗的冲击下，日军的士气将发生崩溃。”

但是预言还没有完全兑现；因为毛曾预言，在国内彻底动员（这点还没有做到）和得到“重要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将赢得最后的胜利。如果毛说的“重要”意味着大量外援的话，后一个条件也还没有实现。

在我重访期间毛所作的有些评论也像他以前的猜测一样尚无定论；不过有些却已被历史所证实。我是在1939年9月中到达延安的；当时关于欧洲外交和政治上的大变化消息很少。许多观察家认为俄国既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已成了希特勒在战争中的盟国。毛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解释说，苏联同德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跟它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一样尖锐。他说只有在俄国遭受直接进攻的情况下，或者欧洲发生革命运动的时候，俄国才会取消它的中立政策。他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首先是一个“军事战略上的必要措施”，说它没有政治含义，仅仅是用来保护苏联免受张伯伦企图同希特勒结成反苏同盟之害而已。

最后这种说法在那时看来缺乏事实根据。全世界曾受骗相信英苏“谈判”在莫斯科正取得进展。不过几个星期以前，英、苏和中国的外交官都很诚挚地（我认为）对我说，英苏条约肯定会签字。当时看来，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张伯伦不可能还在对柏林作出更多妥协，甚至提议结盟。我要求毛拿出证据，他承认他没有证据；这只是他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几个月后我读到英国的蓝皮书，以及内维尔·亨德逊爵士自己的回忆录《使命的失败》，其中透露张伯伦的迷梦果然一直做到最后的5分钟。

那时毛还预言日本不会参加欧战，而会试图强迫西方列强压中国接受决定。他认为，日本只有在从英美那里挤出足够的让步，削弱它们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之后，才会进而夺取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最后是菲律宾。毛说，英国人将试图“制止在中国的战争”。有一次他说，张伯伦认为有必要“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结盟”。他还预见到，一旦英国或者美国试图搞一个远东慕尼黑时，苏联可能会同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条件是日本不干涉苏联支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