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晚，香港政府与学联就“占中”及政改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话，各自表达了自身的观点。笔者看了两个小时的直播，发现作为反对派的学联代表们，除了坚决反对人大常委会关于普选框架的决定外，几十分钟里基本上在重复“民主自由”的空洞概念，对如何解决当下矛盾和香港未来发展毫无任何建设性。不过更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学联代表们在发言时从不认为自身仅仅是某个学生组织的成员，而是自居于全体香港市民的代言人。

香港学联，全称为“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58年，现由香港政府认可并资助的八所本科制大学学生会组成。自香港回归以后，学联的立场就一直倾向于控制教育界的反对派。1999年学联组织游行抗议人大对在香港出生内地婴儿居留权的释法，推动了引发“双非婴儿”潮的香港终审法院判决出台；随后又抗议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2012年9月，学联发起大专生罢课反对政府为推进爱国主义教育而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21日晚，特区政府和学联在黄竹坑医专学院内正式开始对话，双方各派出5名代表

自从“占中”谋划开始，学联始终站在反对派一边，甘当其马前卒。到人大颁布普选框架决定，香港一度略有平静时，又是学联首先跳出来，发动罢课和游行，给反对派机会顺利成章开始“占中”。可以说学联的主要人物从来都是激进反对派，充其量只能代表极少数市民。

正常来说，学联能够代表的只有八所大学学生的意见，而香港大学生，与中下层香港市民的利益有很大区别。香港的这八所大学即使接受政府资助，其学费仍然高昂，普遍要4-5万港币一年，加上日常开销，供养一个大学生平均每年花费达8-10万港币。对于月收入中位数只有2万港币的香港家庭而言，等于要拿出收入的1/3强来支付这笔费用。更何况香港大学入学率不高，竞争激烈，为考入大学而在中学参加补习班又是一笔巨大开支。再考虑沉重的房租负担和高昂的物价，大学生普遍出身中产以上家庭就不为怪了。

此外，香港大学生毕业后必然不会从事体力劳动和一般服务行业，与中下阶层的距离就更加遥远，甚至在是否追求社会稳定上有深刻矛盾。哪怕是当下，普通家长因为“占中”和学生子女发生激烈争执已经屡见不鲜。

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观感里，学生运动通常带有进步性的光环，然而究其实质，莫如说是一种激进性。单纯的学生运动，并非一定符合整体社会利益；如果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必然是依靠普罗大众的全面参与。正如五四运动，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是在工人罢工、市民罢市的六三运动以后。反观今天香港，大量市民因为影响正常生活而反对“占中”，运输工人、出租司机、商店职员、街边小贩，乃至上下班的白领都在要求撤离道路；学联不仅不能代表他们，反而持续不断地损害普通港人的利益。

即使在反对派内部，学联也并未被承认为代言人。早在谈判之前，已有不少组织宣称即使学联和政府达成一致，仍不会放弃“占中”。学联自身也承认，无能力让全体“占中”参与者服从指挥。根本上已说明学联只是反对派应付舆论压力而推出的挡箭牌，能谈出想要的结果最好，如果不合意自然也没义务认可。

任何政治想要顺利运行不能仅靠“民主”“自由”“普选”等口号，必然需要一整套合理的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来保证。例如反对派推崇的美国，其总统选举既没有公民提名，也不是直接选举，更不是每人的选票都等价。反而是将按州划分的参议员数量与按人口划分的众议员数量累加得出选举人数，再通过赢者通吃的间接选举选出总统。这套体制虽然曾经让得票少的布什击败得票多的戈尔当选总统，却实实在在保证了二百年来美国州权与民权、各阶层利益的兼顾，也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平稳发展。

上述道理普通学生可能不懂，香港学联的代表们却都一定懂。正如前文所言，学联是由八所大学的学生会组成，成员是各学生会而非普通学生；其干部也是由各学生会代表间接选举，而非所有大学生直接选举而出。显而易见，在学联选举时普通学生既不清楚候选人是谁，更不可能通过签名直接提名候选人，甚至连投票的权力都没有，根本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小圈子游戏。由此产生的学联代表，且不论是否有私下交易的黑幕，居然敢堂而皇之地指责政改方案不是“真民主”，宣称代表香港人民反对，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进一步，明知不合情理却要坚持强硬，学联代表们也无非是在用普通学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早前即有消息称，有外国势力保证他们即使失败也能获得留学奖金，可见后路早已预留。只苦了现在还在街头苦坐的热血学生及其家长，已有学校表示如因为缺课太多，学分不足，极可能会导致毕业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