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戈德曼，翻译/陈佳芮，校对/郭涵】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中国通过在全球南方建设移动宽带网络，在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创业浪潮。一个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却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所谓“资本主义传播者”。宽带使用、企业创办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数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大量西方文献“声讨”中国向投资了1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参与国强加所谓的“债务陷阱”。其他研究则将中国描述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寻求国际贷款时“迫不得已的选择”。当然，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一部分贷款对债务国接下来面临的经济问题造成了影响，但其它的中国贷款也促进了债务国的经济发展。据笔者了解，这些批评人士中还没有人尝试过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影响进行净评估。本研究试图完成这样的工作，基于简洁、有说服力的统计指标来分析那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背后原因，至少是部分的原因。

互联网接入、企业创办和经济增长

正如十九世纪的铁路将地方产品转化为世界市场商品一样，移动宽带正在将发展中世界的边缘化群体塑造成全球经济的参与者。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1万亿美元帮助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数字化通信，并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

在2014年至2015年间，笔者作为投资银行家为华为在墨西哥的扩产计划提供了咨询，并报道了华为这家中国电信公司如何帮助墨西哥的低收入用户节省67%的宽带使用成本，同时帮助墨西哥的互联网用户比例从2014年的44%提升到2023年的75%。中国对外出口模式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的趋势也体现了这一变革。

图1 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出口较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虚线为全球南方，实线为发达市场，纵轴单位百万美元

2019年，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的朱莉娅·伍（Julia Voo）警告说：“从2000年到2019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新增了约3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新增的互联网用户只有11亿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布局逐渐通过电信基础设备的销售体现出来。这一战略使中国在该地区快速扩张的电信市场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同国际对手争夺订单的竞赛中胜出。”当然，美国并没有参与竞争，因为它早已不再生产电信设备。

数字技术与经济福祉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争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在2023年1月9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

“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效率，扩大金融包容性，改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企业能为远方客户提供的服务来开拓新市场。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协助优化了医疗和社会福利领域宝贵的资源分配，既能加速分发救济，又能控制公共开支的流失。数字化还为整个社会在疫情期间的运转提供了韧性，在大量的财政支持下，远程工作和线上购物保障了工人、学生和企业的利益。”

强有力的统计证据表明，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预示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图2比较了2000年至2022年间，18个发展中国家互联网使用率的变化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每一列显示了一个变量的同期值与另一个变量的滞后值之间的相关性。互联网使用率的滞后值与GDP增长率同期值的相关性远高于反过来的情况。例如，在第三年，能够发现三年前互联网使用率的变化与当年GDP增长的相关性系数为38%。¹

图2 宽带用户的变化预示着GDP增长，纵轴为滞后值与同期值的相关性，横轴为滞后年份，黑色柱状为用户预示GDP增长，灰色柱状为GDP预示净用户的增长

这种直观的表述与宽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学术研究结论相吻合。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拉丁美洲，“移动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GDP增长率提高0.20个百分点”。²

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先于GDP出现增长，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重要推论：在全球南方，互联网接入并不是GDP增长附带的副产品，而是导致未来GDP增长的决定因素。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最显著的投资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增长。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宽带接入如何带动经济增长？数据给出的答案是能够促进创业。

当某个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比例超过总人口60%的门槛时，至少在某些国家，创办企业的速度会大大加快。这并不奇怪。宽带让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人有能力获得电子支付手段、信贷、发掘供应商和客户，而做到这一切仅需要一部价值100美元的智能手机。如果说铁路大大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那么宽带则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成本。

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吹毛求疵。他们关注港口、铁路和其它基础设施。但是，移动宽带对草根阶层产生的影响及其应用，可能会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带来最大的影响。

不过，并不是让每个国家拥有宽带就会自动出现创业潮。图3所示的85个国家中不包括发达国家和极小经济体，但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纵轴显示了世界银行对一国新注册企业情况的统计标准；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情况，这种衡量企业创办水平的指标也许准确，也许不够准确。尽管如此，回归结果在9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是显著的。

图3 互联网用户VS新创办企业，纵轴为每1000人的企业注册数，横轴为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源：2020年世界银行数据

当然，企业注册数量只是反映创业活动的一个指标。智能手机还令其它一系列经济刺激活动成为可能。通过电子支付手段，政府可以向过去游离在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就业者征收营业税。宽带也降低了提供卫生、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的成本。

图4 互联网用户VS新创办企业，左边图示从上至下为：非洲中西部，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南亚，低收入，经合组织成员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不包括高收入）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使用手机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最合适的价格。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渔民利用手机服务了解平均鱼价何时稳定、何时下降，从而增加利润。通过手机收集的市场信息令他们可以避免产品（鱼）浪费和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买卖双方都获得了更高的收益。

巴西的情况尤其有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民经济受低增速和高通胀的影响，企业创办率从每1000人2.7个新注册下降到1.6个。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也同步下降。随着巴西经济的复苏和互联网使用增长率的上升，新企业注册率也随之上升。

图5 巴西的企业创办与互联网用户率关系，虚线/左边注释为互联网用户百分比变化P.A.，实线/右边注释为每1000人的企业创立数

相比之下，印度的企业创办率远低于其他的发展中大国。这对应了该国极低的宽带普及率（仅占印度总人口的45%，远低于企业创办率往往会开始增长的60%门槛）。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创办率低并不是因为印度人缺乏创业精神。那些渴望成为企业家的印度人往往会选择移民国外。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项研究，在印度最负盛名的理工科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离开印度，占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的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