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所有涉及大陆进攻台湾地区的战争模拟，都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正在建设准备进攻该岛的军事力量，包括100,000名海军陆战队和机械化步兵、50多艘潜艇，以及强大的陆对海导弹能力，这可能会摧毁在中国海岸附近作业的大多数美国水面舰艇。

正如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辑在2021年7月28日所写的：美国海军在水上力量上的优势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不仅要赶上美国，还要加强可以在南海战事中，打击美国大型战舰的陆基导弹力量。我们可以大规模扩大这支部队，这样如果美国在南海挑起军事对抗，它在那里的所有大型船只都将同时成为陆基导弹的目标。

在奥巴马政府中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去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威慑中国要求美国拥有“可信的威慑能力，可以在72小时内击沉中国在南海的所有军舰、潜艇和商船”。

米歇尔·弗洛诺伊的文章截图，配图为美军在卡塔尔的基地

然而，美军的对手中国，明显有能力更快地消灭美国在南海和附近军事设施部署的部队，从而威慑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反应。台湾地区能否通过常规手段抵御中国的攻击令人怀疑，而使用核武器将使美国城市面临中国报复的风险。

非军事风险也许更有可能抑制中国：中国动用武力后，也许会使自己遭到全球的厌弃，但西方也将承担把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巨大成本。

杜如松意识到中国对大战略的理解与美国不同，他大大限缩了自己对它的阐释。他承认，中国“或许缺乏拥有数以万计士兵的盟国关系网与海外基地，并避免代价高昂的干预。它更有可能选择两用设施、可转换的实现方式和影响更小的路径——至少目前是这样——当它的军队在印度-太平洋之外挑战美国时仍面临困难。”

这种论断的不自洽之处，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什么是绿色的，挂在墙上，还会吹口哨？”答案是“鲱鱼”。但是鲱鱼是绿色的吗？嗯，你可以把它画成绿色。但它挂在墙上吗？嗯，你可以把它挂在墙上。但它会吹口哨吗？好吧，它不会吹口哨。

不管怎么说，中国只有一个海外基地（已建在吉布提，主要用于反海盗行动以保护中国航运）。毕竟，没有远征军和其他形式的全球兵力投射，战略就不可能“宏大”。杜如松提出，中国在斯里兰卡和格陵兰拥有港口所有权、在格陵兰建设机场以及在马尔代夫租用一个小岛，“表明它对全球设施的兴趣日益浓厚”。

他指出，自2016年以来，中国海军陆战队已从10,000人扩大到30,000人。（相比之下，现役美国海军陆战队有180,000人。）

最后，杜如松承认，中国建设投射力量的努力仍然很低调。“中国或许能够在不精确复制美国复杂且成本高昂的全球部署的情况下，在印太以外地区开展军事活动。”事实上，他对中国军事计划的描述，反而有力支持了中国更关注其边界而非全球的结论。

例如，他认为，“反水面舰艇的作战是中国潜艇的首要任务，这……表明他们重点关注美国船只——尤其是航母。”反过来，“中国海军学说也证实了，他们将潜艇作为拒止工具，而不是护航或海上控制的力量。”

但这一切都不能完全符合作者承诺要揭示的、美国冷战立场意义上的中国“大战略”。除了随时准备震慑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外，其“远征”部队在危机地区保护中国公民的作用有限，例如2011年的利比亚和2015年的也门。中国也没有把握美国走弱的态势，超越直接相邻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直接将军力投射到更远的地方去。

事实上，由于美国在全球力量投送方面的收缩，中国经常显得步履蹒跚。北京对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表现的不安是真真切切的。阿富汗与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有着漏洞百出的边界。在美国人离开后，塔利班接管政权，增加了在中国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

伊朗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则带来了另一系列问题：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对什叶派取代沙特的野心其实并不认同。

土耳其可能成为分裂主义的盟友，北京与它维持友好关系，或许也会把敌人放进来。因此，北京通过利诱和威慑相结合的方式，劝阻土耳其不要支持所谓的“东突”势力。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曾多次提出过“中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在中东出现。然而，要为这一动荡且不可预测的地区承担责任，中国的兴趣微乎其微。

在杜如松的结论中，中国还在另一个方面展露了“全球野心”，它自己宣告了宏大的目标，要通过“对市场不愿意投入的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巨额投资”，来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

他采信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要比美国大得多。在最先进的技术中，差距尤其大：“中国在量子计算上的花费至少是美国的十倍。”

他还正确地指出，中国的工业深度使其在技术推广方面相比美国具有巨大优势。杜如松在书中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的说法，即中国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美国“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其工业基础的空心化”。

没有中国的工厂，美国“无法将技术转化为市场可接受的产品”。金灿荣认为，中国优秀工程师的数量、逆向工程能力以及工厂在全球技术中的中心地位是“中国在长期工业竞争中真正的优势”。

杜如松对中国金融“野心”的讨论则更难令人信服，因为他对这一主题把握不稳、基础不牢。他写道：“中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美国主导的数字货币发展可能会支撑美元体系，因此他们力争抢得先手优势。”作为回应，“美国应该仔细研究，然后考虑推出一种保持其金融优势的数字货币，恰恰就是要打造一个中国官员所担心的世界——让数字货币补充并锚定美元体系。”

与之前的英镑储备体系一样，美元储备体系允许美国通过将贸易支付与资本市场挂钩，在其经常账户上产生巨额赤字。外国人拥有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更重要的是，（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他们在离岸账户中持有16万亿美元，主要作为国际交易的营运资金。

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取代”美国，那样需要开放其资本市场，使其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全球资本流动。因此，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不是针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种便利，就像全球化的贝宝（PayPal）一样。

某银行APP的数字人民币服务

对美国金融霸权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数字货币本身，而是来自所谓的智能物流与“物联网”的整合。中国正在力争领导一场运输和仓储革命，这场革命将允许交易各方在全球生产和运输的每个阶段跟踪所有货物，从而使全球供应链透明化。这将大大降低银行系统作为中介的作用，并缩减贸易所需的营运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