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保罗·戈德曼 译/李碧琪】

文扬教授认为，中国的五千年文明不能通过西方的准则来理解，也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华文明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象，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自我理解。”他在新书《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中写道。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西方人很难理解。对西方人来说，文明专指西方文明，是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希伯来启示录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直到18世纪末之前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一种被孟德斯鸠、黑格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众多西方思想家所宣扬的观点中，它被看作是反常的一潭死水，是一个从来不变的实行“东方专制”的国家。

但是，17世纪的博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则是个例外，他是微积分和二进制计算机的发明者。他发明了一套语言和数学结合起来的符号系统，并认为中国的表意文字是这种结合的典型代表，这套系统包括语义与句法功能，“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改编这些字符，使它们不仅能像原先的文字一样表达意思，而且还可以用来计算，帮助想象和冥想。”莱布尼茨在中国文化中看到了一种西方所没有的语言普遍主义的形式，这种语言能直接表现思想，而不是表现思想所代表的声音。

但莱布尼茨在西方思想家中是个异端。20世纪的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印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需要灵魂救赎的聚集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在全世界宣传美国民主的计划中，在主导美国东亚政策制定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上找到了向中国宣传的办法。在俗世中，这种新教对中国的看法转变为美国人的共识，即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变得更加繁荣，其政治制度将演变为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而中国未能达到美国的期望，让美国的期望落空，这是如今中美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书发布会上，文扬教授围绕新书进行对谈

作为中国在文明问题方面著名的理论家和专栏作家，文教授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文明首先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西方问题。中国文明已经延续了5000年，相比之下，1000多年前入侵的蛮族与罗马帝国的残余相遇时，西方的民族国家才刚开始形成胚胎。直到500年前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西方民族国家的法律基础才得以形成。文教授写道：将文明史与西方历史等同起来，忽略了中华文明在更长时间内的持久性和延续性。

中华文明延续性的证据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考古调查中得知，5000年前，黄河流域就建有大规模的防洪基础设施（原文如此——译者注）。自秦朝至今，拥有2300年历史的防洪、灌溉和航运基础设施今天仍在使用。早期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包括活字印刷、冶炼用风箱、计时器、火药和指南针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中国治理最典型的特征，即科举考试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魏国，并在唐朝得到了全面发展。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教授丁一凡，在对文教授著作的评论中指出：“文扬的文明论的出发点是‘文明是一个中国问题’，这一论点来源于中华文明的长期存在和延续性。它推翻了西方学者和西方媒体长期构建的‘文明是一个西方问题’的理论基础，重塑了以往几乎将‘文明史’等同于西方历史、忽视或无视非西方文明成就的学术传统。”

西方人会发现文教授的论述具有挑战性。自从，西方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以来，它自身的生成原则是普遍主义的，那种从根本上不同的文明模式存在的说法，与西方的自我理解是相悖的。西方读者会对文教授的论点感到纠结。尝试理解文教授的理论会对他们有好处。从某个十分不同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文明也是普遍主义的。

所有的文明都是从整合不同部落开始的，这些部落使用的是相互不能理解的语言。在使用850种不同语言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们无法谈论文明；它是一个部落的集合，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拉丁语的普遍使用之上的，拉丁语首先是作为罗马帝国的行政语言，后来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通用语言。在1653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原文如此——译者注）确立国家主权原则之前，大多数欧洲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双重公民。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也就是说，他们是居住地政治管辖区的公民，至少在理论上同时也是建立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基督教帝国的公民。在中世纪欧洲那些被同化的蛮族入侵者看来，教会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统一在分裂中比在秩序中更受珍视。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陷入了种族冲突之中，而当它从冲突中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变得虚弱不堪。

中国文明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整合了不同的民族。莱布尼茨所推崇的汉字系统成为整合各民族的普遍方式，中国这些民族至今仍讲着六种主要语言中的300种方言。中国官话，即普通话，少部分中国人仍然流利地使用（观察者网注：普通话吸收了官话的很多冤死，但也有区别），但书写语言中的表意汉字是普遍一致的。

中国也曾陷入过地区和民族冲突之中，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除了共同的书写语言外，中国还有两个特点使其庞大而多样的人口融合在一起——考试制度的择优录取，以及国家基础设施。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是由大河系统连接起来的，至少在5000年的时间里，管理河流需要中央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可或缺。美国的建国文件从“自然和自然之神”所赋予的个人权利出发，将国家视为个人为相互保护和利益而自由同意的契约，并以每个人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及在公共实体的最低限度干预下生活的权利为限。

正如文教授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提炼了几千年的定居经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而今天西方人的祖先——哥特人、匈奴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来到欧洲的人，无不是迁徙者。如果说中国是定居文化的缩影，那么美国则是迁徙文化的典范。我们的文化充斥着这种经验，从我们的民族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那段只能重新开始的旅程，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关于边疆的文章，或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1943年的史诗《西部之星》及其开头的格言“美国人总是在移动”，都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这一特征。

好莱坞将西部大移民打造成了救赎的隐喻，如约翰·福特1939年的电影《驿站》。在美国的旅程中，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而这一旅程从本质上讲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因为在地球上找不到天堂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