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

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14）。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K．Arrow）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兼容的（15）。“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18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merger），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forward andbackwardintegration），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16）。

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17）。

亚当·斯密（1723—1790）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

“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DavidNoble）的研究，数控机床（numericalcontroledmachinarytools）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

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recordandplayback”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

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1946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Electric）的工程师霍姆斯（LavellHolmes）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18），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

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

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19）。“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

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

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der）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20）。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saturn）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team）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