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曾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过一番讲话，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其中关于“法律与秩序”的部分，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再一次从一位共和党总统那里听到了类似谈话。

在我看来，“法律与秩序”那个部分并非尼克松1968年讲话最重要的主题。当时民权法案墨迹未干，美国城市被骚乱撕裂，尼克松内心很清楚，黑人对平等的渴望应该受到尊重，也应该得到满足。“我们应该建起一座桥梁，弥合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鸿沟，让大家都享有生而为人的尊严。黑人不会希望自己继续附属于这个社会，他们不想看到继续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殖民”。

“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殖民”——尼克松之所以用这般语气强烈的措辞，是因为他想借此将美国黑人塑造成接受国家救济的弱势群体。尼克松知道，这个国家的黑人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使用“殖民”一词，虽然听起来有些耸动，但这一用词能让人联想起美国黑人的悲惨历史，使听者更加受到触动。

随着反殖民运动在上世纪60年代集中爆发，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认识到应该将自身的民族自决与美国黑人的反种族主义斗争结合起来。而针对美国黑人自身的境况，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们也相应地从全球殖民地人民反抗白人殖民者的斗争中获得了某种参照。虽然美洲大陆的殖民历史与南非全然不同，但白人对黑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压迫这一结构性事实还是非常相似的。

尼克松的说法当然有道理，美国黑人绝对不会喜欢“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殖民”，然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殖民”却是由尼克松本人推动实现的。

自从尼克松讲出这句话之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了殖民地，不只是黑人的殖民地，还有棕色人种等少数族裔的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上，人们不能享有自由，统治权来自外部，法律不再是社会繁荣的根基，而是成为控制人民的工具。美国创立了一种政治体制（严格来说，是一种有关司法公正的体制），那是美国的开国者们曾极力反对的体制，是他们曾为了推翻而洒下鲜血的体制。

美国的司法体系并非一套因受种族因素影响在执行上有所差异的制度，而是包括两套完全不同的制度。一套你在民主国家通常可见，而另一套则只有在殖民地才会施行。

警察体系在国家机器中的功能非常重要，然而其作用也可能非常负面。我们都知道在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警察是非常可怕的工具，我们通常称其为“警察国家”。但更可怕的是，在美国，我们竟然可以通过民主程序一定程度上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殖民地。我们通过投票来压制自己的同胞，我们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人，通过他们剥夺某些同胞享有自由的权利。在美国，多数人正将少数人踩在脚下，给他们戴上镣铐。

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这位新时代的吉姆·克劳（Jim Crow，是美国剧作家托马斯·达特茅斯·赖斯于1828年创作的剧目中的一个黑人角色的名字，后来逐渐变成了贬抑黑人的称号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并以“吉姆·克劳主义”指代美国统治阶级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一整套政策和措施——观察者网注）通过对美国大规模监禁事件的记录，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仍然能感受到昔日白人压迫黑人的历史余波。

米歇尔·亚历山大认为，虽然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观察者网注）上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已经遭到废除，但从当今的大规模监禁现象分析，这些法律事实上仍在发挥作用。她写道：“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不再有昔日那么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现象，但司法体制是个例外，这个体制根据肤色给人们贴上标签，然后根据标签实施我们以为早已消失在久远历史中的各种种族主义暴行。当今的黑人囚犯并不会比上个世纪种族主义最严重时期的黑人囚犯受到更好的待遇。我们其实并没有终结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我曾报道过弗格森枪击案（2014年8月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弗格森小镇，一位名为迈克尔·布朗的18岁黑人学生被警察枪杀，随后该枪击案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大规模骚乱——观察者网注），从该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来看，米歇尔·亚历山大的观点的确是难以反驳的。很显然，圣路易斯市警方所体现出的种族主义虽然并无条文依据，却是真实存在的。

弗格森小镇是典型的“白人群飞”（原文为White Flight，这个词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非常流行。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黑白混校得以实现。由于一些黑人学生的成绩较差、犯罪率高，或者有种种一些白人家长所认为的劣等品质，白人如同候鸟群飞一样，纷纷离开大都市，搬到黑人住不起的郊外高级住宅区，这一现象被称作“白人群飞”——观察者网注）现象的产物，1970年弗格森居民中有高达85%都是白人，1990年白人仍有75%，到2000年白人黑人几乎一半一半，2010年时黑人已经占到近70%。虽然今天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是黑人，但该镇的权力部门却掌握在白人手中。政府的高级官员是白人，学校董事会的成员是白人，就连小镇警察局的局长也是白人，而且在整个警察局53位警官中，仅有3位是黑人。

8个月后，我站巴尔的摩的大街上，当时巴尔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刚刚遭警察殴打死亡。据报道这名青年被捕后，曾在警车里受到警察的拳打脚踢，后因严重的脊柱损伤而死亡。而我在巴尔的摩听到的当地黑人的控诉与此前在弗格森小镇上所听到的如出一辙。如果说弗格森的悲剧是因为当地黑人缺乏社会地位，不能掌握当地权力部门，那么巴尔的摩的惨案又该如何解释呢？巴尔的摩市议会有多位位高权重的黑人议员、该市的市长是黑人、州检察官是黑人，而且巴尔的摩警察局里的黑人警官也并非少数。

如果说弗格森事件的受害者类似当年的吉姆·克劳，那么巴尔的摩惨案就属于另一种类型。在吉姆·克劳时代，美国黑人受到来自白人的两种压迫：其一，黑人无论在正式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都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其二，黑人的选举权被系统性剥夺，他们无法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但《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和保证黑人等少数民族选举权的《选举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

经过社会各方的不懈努力，美国的民权运动结出果实，法律意义上的黑人隔离制度被废除了，黑人成功进入了美国权力阶层：我们有了黑人州议员、黑人市长、黑人市议会议员、黑人警察局长、黑人参议员，我们甚至已经成功选出一位黑人总统。但这种黑人手中的权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种带有昔日殖民政权色彩的体制的约束，甚至黑人手中的权力已经被纳入到那种体制之中，成为了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