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治局会议指出修改宪法的四个原则，如何理解这四个原则？

——（政治性）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程序性）严格依法按照程序进行

——（人民性）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专业性）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答：你把第一个原则叫做政治性，不能算错，但欠准确。其实这是关于制宪权的代表权的一个表述。仅仅把修宪要坚持党的领导叫做政治性原则，把问题的实质模糊化了。在中国，主权有两个代表机制，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全国人大。两个代表机制的关系是，党中央领导全国人大。因此，我们也不妨称前者为政治主权代表，后者为法律主权代表。无论制宪还是修宪，中国都实行三道程序，一个是党内程序，一个是人大程序，一道是人民参与程序。

你把第二个原则叫程序合法性，严格地讲也不准确，应该叫合宪性。制宪权是超越于法律的，因此，没有一种程序法可以约束制宪权。这不是说制宪者不需要程序，而是说，它可以自立程序。修宪权是一种特殊的宪定权，是制宪权主体的一种特殊授权，受制于既有修宪程序，这个程序由宪法规定。

你把第三个原则叫做人民性，这个原则属于一个程序原则，但根源则是实质性的。为什么修宪要民主？因为主权或制宪权在于人民。

你把第四个原则叫专业性，这不妥。理论上这叫修宪权的有限性。如果修宪权没有限制，那就和制宪权混淆了。我国修宪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全面修改，一种是修正案。第一种在形式上如同制宪，但仍然叫做修宪，为什么？因为国体不变。第二种如同法律修正案。这一次选择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问：监察体制改革对本次修宪内容可能产生的影响？

答：你问监察体制改革对修宪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提得既很切合中国实情，也不准确。中国以往的经济改革都是在现有宪法不变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到了某个阶段再修宪，所以有人提出良性违宪的说法。我曾经有个解释，把这个现象叫做中国修宪的两个阶段的时间差。什么意思呢？中国有两个制宪权代表机构，一个是党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改革开放往往是党中央先出台新的政策，经过实验再启动修宪程序。这中间有个时间差。这是中国宪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宪法修改，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改革的影响所致，而应该把改革与修宪看成一体，把修宪看成改革的一部分。

这次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配置和公民的权利。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宪法问题。是否需要修宪，那要看改革的幅度有多大。

在没有看到正式修改宪法的建议之前，我可以从理论上做一点阐释。

中国宪法学一个理论难题是如何论述权力的组织原则。西方讲分权，我们反对三权分立，但不能回避权力的划分。三权分立的分，是分离的分（separation），权力划分的分，叫division，后者在古代就有的，三公九卿制不就是吗？我们宪法学者在思维上受三权分立的影响太深，想不出别的划分法，或者拒绝接受别的划分法。

其实，三权分立既是逻辑自洽的，也有其局限，自洽与局限都在于一点，那就是法治国思维，把国家简化为法律秩序，因此有立法、行政、司法。这是一个理想模型。可是，这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实际。国家对外权怎么解释？算作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军事权呢？也被当做行政权了。这两个权力违背了“行政即法律的执行”的信条。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但国有资产也不少，国企也不少，国家作为财产权的主人，我称之为“财主”，这算哪一权？更不用说，行政国出现以后的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这类悖论式的说法了。西方有很多学者就攻击其违宪。

美国耶鲁大学艾克曼教授说，二十世纪谈分权，唯一的理论贡献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其实，如果他摆脱自由主义宪法观的束缚，从权力划分的角度客观地来观察的话，应该承认，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宪法权力现象非社会主义宪法莫属。究竟如何去描述？我对中国宪法权力有一个划分，立法、行政、司法都有，除此之外还有军事权、外交权、文化与意识形态权、监察权、组织权、国家财产权。以上共计九项。如果再加上修宪权的话，共十项。

在中国，监察权为什么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这个独立是功能分类意义上的独立，不是体制性的，也不妨称为权能。孙中山先生从古代历史找根据，我们当代则应该从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的绝对宪法原则中去找根据。

古代实行君主主权，君主如何知道官僚体系是否忠诚呢？自然发展出了御史制度。新中国实行党的领导，党首先就要管好党，党如何知道各级组织和党员是否忠诚呢？很自然地发展出纪律检查制度。宪法学是否将这种权力当做一种独立的宪法权力或权能，都不能否定它存在的客观必要性。我理解修宪如果涉及这一项内容，无非有两个用意。一个是明确监察权是一种类型的宪法权力或权能，另一个是，打破以往的党内监察权与检察院调查权、公诉权的界限，一体纳入法律的范围，走向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