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一个在中国学术界为人熟知的名字。中国模式，一个外界还需进一步了解的名词。当外籍学者贝淡宁遇到“中国模式”时，一本名为《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的新书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贝淡宁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模式”的研究早在这本书之前就开始了。2004年，贝淡宁加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与政治学，在课堂上，他经常将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西方的洛克、奥古斯丁作对比，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坦言，社群主义在西方的传统远不如儒家中国。他喜欢中国人的政治关怀，寄希望于中国式的贤能政治。对了，他还有个中国太太，他自己也俨然是个“中国通”了。

所以，他能推出《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这本书来，应该说并不意外。那么，在外籍学者贝淡宁的眼中，“中国模式”是什么样子？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什么区别？这种从中国社会生长出来的模式又有哪些局限性？

本文为贝淡宁新书《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访谈，采访者为意大利记者Marco Del Corona，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在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那里，“meritocracy”（观察者网注：即精英治国，又译作贤能统治、选贤举能）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在你这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正面得多：为什么这个名词的意义会被洗白，这一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贝淡宁：在1957年出版的讽刺著作《精英社会的崛起》里，扬暗示道，一旦论功行赏的体系被制度化，就会导致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意志消沉的群众将被一群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精英所统治（观察者网注：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描述了一个按等级生活的社会，人们被分为不同阶层，分别从事或劳心或劳力的工作。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被剥夺，而“幸福感”是在麻醉的幻觉中得到的）。他把“精英治国”一词狭隘而生硬地定义为“智商加汗水”，并称“功绩”将被用来证明政治经济等级存在的合理性。就因为他的这本书，接下来的几代人闻“精英治国”而色变。扬同时也期盼着某种“时代精神”的降临，这种时代精神着重强调了社会生活在各个维度上的平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思想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促进社会的平等。在西方主流思想中，试图证明某些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不亚于踏入了道德禁区。

同他相反，我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都是需要某些等级制度的，而重中之重在于区分有益与无益的等级制度形式。我认为政治上的某些等级制度的确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同于扬的观点，在我看来，“政治功绩”的定义会在不同背景下发生变化，而“功绩”的含义只适用于证明政治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而非财富的不均）。我还认为，任何想使“精英政治”制度化的尝试都必须同一些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机制相平衡。事实是，在英语里，“精英治国”一词仍然带有相当的贬损意味，所以我才会用“精英政治”这个名词，来强调我对这个词语的特殊用法。再者，我的书主要在讲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文里是用“贤能政治”一词来表达“精英政治”的意思的。这个词听来就很正面，起码比英语里的“精英治国”要积极许多。

你是否能替“精英政治”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好让普通读者也看得明白？

贝淡宁：一个旨在推选具有超卓能力与美德的人作为领袖的政治体系，就符合“精英政治”的概念。我们既然要求在科学、法律和商业领域执牛耳者都训练有素、堪当大任，那么在“国家”这个最为重要的机构里，当然也该如此。“精英政治”与中西方的渊源都可谓深厚。政治领袖们（观察者网注：原文如此，按文意当为政治思想家）——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约翰·穆勒和孙中山——都试图找到能选拔出最佳政治领袖的方法：其人要具备能就一系列广泛事务作出政治判断的能力——明智，且无伤于德。然而，在二战后的年月里，诸如此类关于“精英政治”的辩论就销声匿迹了。在选择政治领导人时，西方社会几乎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不论是哪个层级的政府，都必须由一人一票制选出。所以讨论当代社会的其它构建模式毫无意义，甚至连想都不必想。也正因此，我才会在开宗明义的那一章对一人一票制加以批判。

“精英政治”是对立于民主政治呢，还是对民主政治的补充？

贝淡宁：就如何将旨在选择优秀政治领袖的选贤任能机制与旨在让人民做主选择领袖的民主政治机制相结合，我在本书第四章里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在选票层面上将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统合在一起（比如说将额外的选票分配给受过教育的选民）；第二种模式着眼于政治制度层面上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调和（比如说，在一个民主制的议院里，政治领袖由民众选举出，而在一个精英制议院里，政治领袖则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第三种模式的目标，则是将中央层面的精英政治同地方层面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第二种模式的坚决拥护者，但现在却觉得，只有第三种模式是既合于政治现实，又不违道德理想的。此外，我认为正是第三种模式的变体——即，基层开展民主，中层勇于试验，顶层强调贤能——激发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所以我才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模式”。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与民主式贤能政治的理想模式间存在的差距，并就如何缩短这种差距提出了一些建议。

你的研究集中于“精英政治”，并将其区分于更难为之辩护的“精英经济”，这是为什么？

贝淡宁：我赞成卡尔·马克思和约翰·罗尔斯这些思想家提出的如下看法：生而有才能者并不能授财富以道德性，因为“与生俱有”和“与生俱无”，同其个人作为无关。因此，我不会为经济上的“精英统治”而辩护。我要维护的是“贤能政治”这一理念，即，政治力量的分配当与才能及德行相一致。——只有在经济资源影响到了这一既符合道德理想，又贴近政治现实的“贤能政治”模式之建立时，我才会就其分配提出某些看法。我在第三章里指出，对物质财富的相对均等的分配，能控制政治层级僵化无法适应新环境的风险。

对于“精英政治”何以在今时今日焕发魅力，你给出了两个理由：西方民主政治的失败和中国的崛起。假定这两个条件并未出现，“精英治国”还会有吸引力，还会可行吗？

贝淡宁：我并没有暗示说民主在西方已经“失败”了。我的意思是，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形式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还存在着其它具备道德合法性的方法来选拔政治领袖。

在西方社会，选举式的民主政治已根深蒂固，要对其进行改动，在可预见的未来，代价也许会过高。因此我并不要求西方择路重来。而在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确切说来，在中国，关于统治者应当拥有何种能力与美德的辩论，以及科举取士、依政绩从基层逐步升迁的实践，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中国过去三十年崛起之基础，正是这种现代化的“贤能政治”。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政治模式仍将继续。

所以，大体上看来，“贤能政治”在那些已有漫长实践史，且在近期仍创佳绩的国家里是最为可行和合意的，而目前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就只有中国（新加坡的条件也切近，但其统治政党是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贤能政治”的，如果反对党派取得了政权，这种唯才是举的政治体系也许就无法继续下去）。但前景总是莫测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会行至末路（我祈祷永远别有这么一天），而“贤能政治”也会被证明并不适用于中国（我同样祈祷永远别有这么一天）。

你所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精英治国”比一人一票制更有效。难道“内在价值”与绝对原则就不值得考虑吗？

贝淡宁：我的意思是，最好将选举民主看成是一种程序，旨在产生好的治理方式，如果其它的程序更加行之有效，就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政治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选举的看法，或者说，对选举的评估。话虽如此，民主政治更深一层的价值，即给予民众平等的政治身份，是为当代大多数社会所认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但这种价值可以通过某些机制（比如说，所有公民都有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权利，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实现，不一定要假手于选票制民主政治。在当代中国，几乎不会有思想家赞成恢复帝制时代那种视政治平等如无物的做法了：比如禁止妇女参加科举，或者对犯了罪的登科举子宽宥以待。

贝淡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