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在成功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它也逐步站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的中国比过去更加雄心勃勃，其目标不仅是成为地区强国，更要成为全球大国。

201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中国通过经济渠道在世界许多地方扩大影响，同时也对外输出政治影响力。在中国模式最积极的支持者口中，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异于西方民主模式的选择方案，而这正使得许多西方分析人士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强国。

中国的叙事已经对埃及、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政府产生了影响，这些政权大多被西方称作“非自由主义政权”。最新的情况是，中国在塞浦路斯、捷克、希腊、匈牙利、马其顿、黑山、波兰、葡萄牙和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上述部分国家成为了中国在欧洲的据点，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成了中国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中国为了平衡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采取的措施包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整体提升中国在欧洲大陆的存在。

中国已经成功塑造了一种新的叙事——如今在捷克和希腊等国，媒体和政治精英们谈论中国的方式，已经与过去20多年完全不同。它们与中国建立了新的联系纽带，当地的商界与中国企业密切接触；当地记者前往中国采访报道，普通百姓也开始在各大中院校、孔子学院或中国文化中心学习中文。

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政策和学术界开始大量关注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地缘经济。面对中国对能源、交通、港口、机场施等领域，尤其是信息与数字科技产业的兴趣，欧洲内部展开了热议，因为中国可能通过这些领域对欧洲社会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力。

据美国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统计，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从上一年的200亿欧元飞快地跃升至360亿欧元。在多数情况下，欧洲欢迎此类投资，因为中欧双方都是这段贸易关系的受惠者。

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呈现出较强的地区性趋势。在东欧，中国投资的重点是巩固欧洲大陆和东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联系。在南欧，中国企业参与了自欧元区危机期以来的私有化浪潮。例如在葡萄牙收购港口、航空公司、酒店，以及主要电力公司的股份。此外，中国还在危机期间向希腊提供了宝贵的资金。

在德国，中国主要投资高科技企业，部分德国企业的专业知识有助于中国达成“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帮助中国进一步实现工业技术自给自足。2018年2月，吉利收购梅赛德斯-奔驰母公司戴姆勒近10%的股份，德国有关机构对此倍感警惕。中国媒体将这桩交易描绘为中国企业的胜利，这没有起到好效果。

除此之外，中国也在动用金融实力换取政治影响力。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希望他的国家能够成为中国在欧洲“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去年，希腊曾在联合国论坛上阻止欧盟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南海仲裁案”沸沸扬扬之时，匈牙利和希腊制止了欧盟对仲裁结果表示支持。面对这种情况，谨慎的欧洲人自然会感到紧张。

中国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将中国的种种行为过度归因于某种宏大战略可能是错误的。中国不像俄罗斯，它对瓦解欧盟没有兴趣。恰恰相反，欧洲的开放和富裕在中国看来都是有利因素。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考虑过欧洲是否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伙伴。2003年，法德极力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当时中国乐于见到西方世界内部发生分歧。中国也曾努力学习欧洲特比是北欧国家的社会市场模式，是这股学习热情并没有持续下来。如今中国乐于向各国大使和来访的欧洲领导人指出西方的失败之处。

中国领导人从未忘记他们的根本目标，那就是使中国成为其它国家不敢妄议的现代化超级大国。在中国的愿景里，欧洲是一个富足而富有创新力的地区，并且能够助力中国实现其目标。相比之下，中国更在意美国，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衰老且怨毒的霸权国家，有可能阻碍中国的道路。中国一度在某些领域将欧盟视为潜在伙伴，甚至是某种模范，但现在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尊重欧洲了，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超级市场，随时可以从中提取利益帮助中国崛起。这样做能防止西方团结一致遏制中国，部分抵消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阻力。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行为体，其雄心超越了地缘经济范畴。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甚至也包括美国——都需要重新评估这种新的情势。尽管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最终可能会促使中欧改善关系，但中国仍然会从竞争性角度看待中美关系。

当前的形势对欧洲提出了挑战。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欧洲如果不能遵循习主席的箴言，抓住“汲取智慧和继续前行的力量”，那便是愚蠢的。

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尽管中国国内对本国的国际定位存在争议，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实现远大抱负充满信心。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的国家实力：“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

（观察者网张成译自《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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