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烈·弗尔切克  赵朗圻/译】

新一代的“亲西方英雄”和“圣徒们”显然没能给当今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胡安·瓜伊多与黄之锋的右翼倾向可以比肩特蕾莎修女，却无法如后者般使人“信服”。

很久之前，我曾造访过加尔各答，这也是特蕾莎修女曾工作过的地方。天主教会和西方的宣传机器称她为穷人服务。然而我采访了一些私下里认识她的人，他们将特蕾莎修女描述为一个恶毒、记仇、易怒的人。当然这些说法从未被记录下来，毕竟批评特蕾莎修女就等同于和全世界作对。

英裔美国作者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是对特蕾莎修女批评最狠的作者之一。他如此直白地评论特蕾莎修女：

“这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的腐败教会：他们出售赎罪券给富人纵情声色，同时向穷人传教地狱之火与禁欲节制。特蕾莎修女从来不是穷人的朋友，她是贫穷本身的朋友。她说痛苦是上帝的礼物，她一辈子都在反对贫穷真正且唯一的解药——女性赋权，并将她们从赖以为生的义务繁殖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塞族人士，特蕾莎修女据说曾游说比尔克·林顿轰炸贝尔格莱德，尽管这个说法奇迹般地在卷宗记录中消失了。

特蕾莎修女

西方国家机器善于源源不断地生产“反派角色”：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拉美的反帝国主义者，非洲和中东的爱国主义者，以及亚洲有独立倾向的领导者们。

同时，他们也善于制造“英雄”：近乎圣徒的宗教人士，“热爱自由的反对派领袖”，“受人民爱戴的仁慈君主”，以及亲西方（并因此亲“民主”）的总统。

近乎奇迹般地，这些荣光加身的英雄个体们的所作所为完美契合了来自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期待。他们从来不会让西方的媒体和大众们失望，也极少失误，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早已提前为他们写好剧本。

如此的个体数以百计，但只有最成功的为全世界所知，例如特蕾莎修女，瓦茨拉夫·哈维尔，若望·保祿二世，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事实上，西方成功制造出的这些“圣徒们”都发迹于冷战时期，他们都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联系密切。曝光或是质疑他们轻而易举，但是，再次奇迹般的，几乎从来没有人有勇气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与西方的政治宣传头目们和他们在地方上的走狗们直接做对。

如今，新的偶像们登上了舞台。

他们的做工不如他们的前任。过去的“圣徒们”堪称政治宣传下的杰作，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几乎刀枪不入。

如今的新人们却常常是些廉价劣质的复制品。

最近的两个作品包括香港的黄之锋和委内瑞拉的胡安·瓜伊多。他们年轻，利己，激进，脸皮够厚。他们在帝国体系下训练有素，能够熟练运用“政权更迭”这一最近才被命名的政治手腕。

他们两人，一个在西方被描述为“民主领袖”，另一个自己上台成为总统。

这两人都需要公众的认同为他们提供合理性，否则很容易找到他们在“逻辑”和政治安排上的漏洞，或是嘲笑他们的政治计划和实施手段。

黄之锋，香港的“民主领袖”，很明显是西方安插在“Z世代”中的一枚棋子。他对于全球政治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深入的哲学见解。他是福音派的狂热追随者，在九龙的私立基督教学校接受教育，“参与教会团体培养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演说能力”。他第一次参与“游行活动”是2014年（雨伞运动），他当时只有17岁。然而这个年轻迷茫的小朋友迅速被美国的反华斗士们挑中了，并在2018年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因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引入政治改革内容并保护香港应有的自治和自由权利中所作出的和平努力”。

2019年8月30日，香港，“乱港”分子黄之锋被捕。（@视觉中国）

自那时起，黄之锋就频繁往返于西方世界的各大城市。

黄之锋，这位“颜色革命”的排头兵（尽管他之前是用雨伞为自己代言），于2019年九月在德国首都柏林被拍到和“白头盔”组织的人员会面。“白头盔”组织是西方安插在叙利亚的另一伙雇佣兵，被认为与受西方资助的中东圣战人士关系密切。值得一提的是，“白头盔”组织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除此之外，黄之锋也被拍到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人员会面。这次会面的几周之后，“示威者们”游行至美国领馆前，要求美国将香港从中国“解放”出去；随后游行转向暴力和极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