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德里安·帕布斯特，译/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 潘偲毓】

有一场针对大学的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不是由不断罢工的教师工会发动的，也不是由想要审查非传统观点的“觉醒的战士”发动的。不，对学术界的战争是由政治家和学术管理者发动的，会计师和审计师大军则对他们施以援手。

他们认为大学是市场国家的延伸，由中央政府进行微观管理，同时在全球经济中争夺员工和学生。这个管理阶层正在将大学转变为与英国其他地区脱节的没有灵魂的公司。他们唯利是图的心态将学习降格为市场效用，致力于培养出为城市公司（City firms）和非政府组织（NGO）行业利益服务的毕业生。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反智的观点，它破坏了大学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行会的目的——大学本应该致力于追求真理、培养品行以及我们的民主所依赖的公民义务。对传统大学概念的战争已经掏空了曾经定义了英国高等教育的集体荣誉感（esprit de corps）。

截图来自新政治家网站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虽然黄金时代并不存在，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大学在国内外都备受推崇。作为激烈辩论和严谨学术的典范，学术界赢得了尊重并激发了模仿。不仅仅是牛津和我的母校剑桥这样的中世纪大学，连诺丁汉大学这样的19世纪学术机构和肯特大学这样的1960年代后成立的学术机构（我在那里从一名讲师成长为了系主任）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我有幸接受了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大学教育，我才会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一名学者。如果E.M.福斯特（EM Forster）的《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写在今天，那么剑桥大学很可能不会在其开篇被描述为田园诗。

大学曾经是真正的公民机构，既不受国家控制，也不被市场驱动，而是一个拥有工会成员资格且致力于学院精神的“学院中的学院”（“college of colleges”）。大学将共享学习与社会声望融为一体。这种公民精神仍然反映在大学作为注册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上，其使命是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历届政府都在不断破坏高等教育的遗产。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迫使高等教育机构竞争资金。1990年，学生助学金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贷款。从那时起，学生们便不得不为他们的学位支付费用。

约翰·梅杰的政府将理工学院转变为了大学，并监督了工党部长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的所谓“米老鼠”学位（“Mickey Mouse” degrees）的创建，此类学位包括了“时尚心理学”（psychology of fashion）以及“冲浪科学”（surf science）等。新老大学都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纷纷开设新课程。这些课程既没有提供严格的知识教育，也没有提供适当的职业培训。

在大学教育出现愚民化倾向的同时，理工学院提供的技术指导也开始缺失，而这导致了重要行业的技能短缺。建筑业、制造业、卫生和社会护理行业都受到了影响。与需要学术学位的工作相比，需要职业资格的工作地位下降了。虽然从事建筑业学徒的年轻人数量已经从2020-21年的约13000人上升到2021-22年的20000人出头，但在伦敦，一半的建筑工人都来自国外。

在新工党引入学费的同时，学生人数在1997年至20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以实现托尼·布莱尔将一半离校生送入大学的武断目标。这个目标成为了一个口号：高等教育大众化（mass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它使各政治派别的进步人士看不到这样的现实：用特雷莎·梅的前助手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的话说，这种扩张是一个“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更多的毕业生并没有提高经济生产力。相反，随着联合政府在2012年将学费提高到9000英镑，学生的债务不断增加。

这些费用的目的是使大学经费对纳税人来说更容易负担。然而，四分之三的毕业生将永远无法偿还这些贷款。让毕业生从2023年9月起在40年内而非30年内偿还贷款的计划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退休前都要为他们的学位付钱。

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这些所谓的“扩大参与”的受益者在离开大学时将背负约五万英镑的债务，其中二万八千英镑将是利率为6.5%的学生贷款。

学费并不是左派和右派趋同的唯一领域。新工党和联盟党都拥护市场化与官僚主义的融合。与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一样，哪怕在中央政府扩大监管要求以及研究与教学标准的微观管理时，其也削减了资金。

中央强加的这些标准压制了学术界，造成了额外层级的官僚主义，也加强了管理阶层对大学的控制。研究卓越框架和教学卓越框架（REF和TEF）都执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主义审计工作，它们决定了各机构在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以及它们在每年20亿英镑的政府研究经费中的份额。

英国前首相、前工党党魁托尼·布莱尔

然而，学术卓越的言辞不能掩盖我们的大学实际导致的现实状况。声称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代表了“世界领先”（这是一个被用作评估标准的REF术语）的研究是可笑的。这类期刊通常由全球出版商拥有。他们有着共同的企业观：优秀与否是由文章的下载量和引用量来衡量的。作品本身的质量只是附加的考虑对象。优秀与否变成了一场由管理学指标评判的人气竞赛。

已故的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将这种做法描述为“对成就象征意义的重视高于实际成就本身”。挑战正统观念的作品往往会被视为“古怪”而被拒绝，甚至被审查。平庸和传统观念得以延续。卓越的语言往往被等同于学术新话（academic newspeak）。就像《一九八四》中的政治新话（political newspeak）一样，它是委婉的，旨在促进统一性。研究卓越框架和教学卓越框架（REF和TEF）的语言听起来确实是奥威尔式的——其就像把学生当作自由选择的消费者一样，反映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

战争并没有就此停止。新工党特别注重通过使用管理顾问和审计师来执行目标、测试、质量保证和关键绩效指标，从而扩大了企业对大学的控制。哪怕大学高级管理层削减了员工工资与养老金，其还是将各种分析工作——例如如何重组大学或提高学生入学率——外包给了咨询公司。

电子表格已经取代了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学术界人士常常因为没有达到标准而受到大学管理者的惩罚。这些指标导致了荒谬的情况，即学者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学生群体在参加同样的考试时表现不同。

学术工作正在因管理主义而退化并变得常规化。这种现象被学者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和休·劳德（Hugh Lauder）描述为“数字泰勒主义”（digital Taylorism），他们强调过去需要判断和思考的智力工作被常规化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以企业资本主义的形象重新塑造高等教育。

1998年，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在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发誓新工党将把“大学从象牙塔变成商业伙伴”。他的政府强行推行了支撑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将知识、研究人员和学生等同于全球“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中可进行经济交换的商品。这种逻辑建立在两个有缺陷的想法上。首先，不断扩大的“知识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第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本身就能促进增长和生产力，而不需要将市场嵌入公民机构或推行国家产业政策。

新工党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在2000年表示，“知识经济”将很快“成为所有商业运作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工业能力的破坏和外包从撒切尔时代开始，并在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时期继续进行。尽管英国工业能力在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时严重不足，但保守党未能改变方向。制造业生产仍然尚未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

英国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和生活成本危机等突发事件的冲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生产的食品、能源和关键医疗用品比其他大国少。英国不需要更多的毕业生，而是需要在这个国家培训的工程师、机械师、建筑工人、护士和护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