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访问日本似带来日印关系的极大提升，据报道，日本和印度间建立起了特别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据日经新闻与日本共同社9月2日报道，“我们也没有忘记巴尔法官的作用”，印度总理莫迪在9月1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晚餐会上，主动提起了巴尔法官的话题。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 Binod Pal）在二战后代表英属印度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法官。在审判中，巴尔曾提出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观点。

莫迪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

在日印首脑会谈中，莫迪也说过“日本人都知道（巴尔法官）”，强调了印度和日本的历史关系。

莫迪在上台执政后，除周边国家外，选择日本作为双边外交的第一个出访国。对于首访日本的理由，莫迪列举了去年11月日本天皇、皇后访印，以及1月安倍实现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印度“共和国纪念日”庆祝活动，称“目前日本和印度的交流处于非常好的状态”。

背景资料：

拉达宾诺德·巴尔（1886年1月27日－1967年1月10日，印地语：राधाबिनोद पाल；拉丁化 ：Radha Binod Pal）是印度的法律学者、律师。他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代表。巴尔认为是次裁决是不公平的，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判词，虽然他承认日军有进行屠杀，但是他认为这只是胜利者对战败者审判，他最终认定所有十一名甲级战犯无罪。

印度法官巴尔

当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之时，联合国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为了保持审判的公正性，除战胜国的法官外，还特意加入殖民地国家的法官，巴尔即为其代表。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开庭。5月17日，巴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这一天起，这个印度人的名字永久载入了日本史册。

在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巴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巴尔的根据是：检方所指控的“对和平的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都乃“事后法”的判决结果，根据“法的不溯及原则”，日本人应该是无罪的。

巴尔的意见书长达1235页，他从法理的角度阐述了日本战犯无罪的原因：“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际法的追诉对象仅仅是国家，而不能罪及个人”；“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予以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即使日本对那场战争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就在审判开始之前，巴尔还曾问麦克阿瑟：“依据什么法律对他们审判呢？”麦克阿瑟说，用国际法审判。巴尔说，国际法无法审判战争。战争不是犯罪，如果战争成为犯罪的话，那么这种罪行只有在采用了违背国际法规定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巴尔还坚持严谨取证的立场。由于法庭采纳了一些缺席证人的意见，这引起巴尔的质疑，他说，“既然法庭不能将其作为证人传唤到庭，不能在证人席上作证，那么，他们说的话就很难令人信服。”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病曾经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时，巴尔就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此作为替松井石根开脱罪责的一个重要理由。他指出，“不要忘记，松井大将当时生病，在发生这件事（指南京大屠杀）之后数周内，他被从自己的任务中撤换下来。”在巴尔看来，松井石根的疾病使得他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巴尔的这种辩护遭到远东军事法庭大多数法官否决。

巴尔的立场很荒唐，但获得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也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巴尔貌似是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又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在不顾整体事实的情况下，仅从狭隘的法理学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一直国际法学界一段笑谈。在日本原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巴尔曾3次受邀访日，在各地宣传日本无罪论。在最后一次访日中，日本政府因其为“和平运动作出功勋”而授予勋章。

靖国神社为巴尔法官树碑

1952年被联合国委任为国际法委员会年，1960年被颁授印度最高荣誉PADHMA-RRI。1966年离开联合国。1967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病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亲发唁电致哀。1975年，巴尔纪念馆在日本落成。2005年，靖国神社树起“巴尔显彰杯”为其立传颂德。

2007年8月22日，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还安排了一次特殊的访问。他在访问的第二天会见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儿子。安倍在到访印度的当日还公开对巴尔大加赞扬。

安倍称，巴尔当时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事后审判”中提出质疑，主张被告人全部无罪，“许多日本人至今还很‘钦佩’巴尔法官的勇气”。